隨著“依法治國”方略的提出和我國法治進程的加快，司法工作越來越受到社會廣泛的仰仗和倚重，隨著司法公開的逐漸落實，媒體監督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尤其是在民事審判中，媒體監督對維持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敗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但是，媒體監督由于缺乏制度的規范，出現了“媒體審判”等諸多問題，又對司法的獨立性形成了一定的沖擊，因此，就必須對媒體監督民事審判的機制進行完善，保證媒體監督的良性發展。本文從分析媒體監督民事審判的必要性入手，對媒體監督機制的現狀進行剖析，從明確媒體監督的范圍和程序規制等方面提出對于完善媒體監督機制的幾點建議。(全文共8194字)

司法獨立是我國法治最重要的司法原則之一，保證司法獨立不受任何個人或組織力量的干涉，依法獨立辦案，是確保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但是，在現行的社會經濟條件和現代法制環境下，司法的獨立裁判權也隨之增大，在無形之中也讓某些社會腐敗之風有機可乘，因而也就決定了必須不斷的加強社會對于司法的監督，才能確保司法公正的順利實現，這是媒體監督司法最基本的理論依據。媒體介入民事審判程序進行監督，不僅增加了司法的透明性和公正性，也促進了民主與法制社會的進程，但是隨之而來的“媒體審判”也讓我們開始質疑媒體監督民事審判的合理性。媒體審判，指的是各種新聞媒體在案件進入司法程序之后法院最終作出判決之前，通過其廣大的觀眾或讀者范圍表達其對于案件的相關看法和處理意見，或搶在法院判決之前對案件作出審判，從而形成其對于社會的輿論導向，影響審判人員的正常認知，在無形之中給法官依法斷案形成一定的壓力，進而影響司法的獨立性，最終干預司法。尤*夫在其著作《新聞法論》中指出，新聞審判的本質就是報紙指導法官審判。因而，我們知道，媒體介入民事審判就像是一把雙刃劍，既能監督司法保障司法公正，也能干預司法妨礙司法獨立。那么，如何在最大程度上發揮媒體監督的積極作用進而避免媒體審判是我國在完善媒體監督機制的過程中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由薩-莉。**爾伯利編著的《媒體法》以及楊*品編著的《新聞輿論監督》等在關于媒體監督立法方面已有了深入的研究和豐碩的成果。本文則從媒體監督民事審判的必要性入手，對媒體監督機制的現狀進行剖析，從而提出對完善媒體監督機制的幾點意見。

一、我國媒體監督民事審判的必要性

媒體監督，指的是電視或網絡等新聞媒介對各種違法亂紀行為，尤其是國家公職人員的瀆職侵權、貪污腐敗行為發表自己的意見、看法或評論，使其在新聞媒體所擁有的觀眾或讀者之間流通，從而實現其披露和抨擊的目的，使這些事件和行為接受社會大眾的監督。媒體監督能夠促進司法的公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實現了我國社會的和諧，且在憲政體制中，新聞媒體的力量也一直是被作為一種獨特而獨立的力量被對待的。雖然我國存在著許多媒體干預司法的違法違規行為，但是我們應該從整體上把握媒體監督對于司法公正的重要性，以及在我國現行法制狀況下它的不可或缺性。

(一)媒體監督民事審判是落實相關法律政策的要求

黨的十四大報告指出，“強化法律監督機關和行政監督機關的職能，重視傳播媒介的輿論監督，逐步完善監督機制，使各級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置于有效的監督之下”。1996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加強熱點問題引導輿論監督。且黨的十五大報告上也特別指出，要“推進司法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要把“黨內監督、法律監督和群眾監督結合起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同時輿論監督還是一種憲法權利。我國《憲法》第35條規定，公民享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憲法》第40條也規定，公民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提出建議和批評的權利。這些規定都是媒體監督司法的政策和法律依據。原最高法院院長肖-揚也曾說，“審判機關要把憲法規定的公開審判制度落到實處，自覺接受輿論監督”。新聞媒體由于其傳播范圍廣和快速及時等特性成為社會輿論的主導，自然肩負起了監督民事審判的重任，成為我國加強司法監督促進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

(二)媒體監督民事審判是公開審判制度的需要

公開審判制度是指法院審理案件的過程和判決的宣告都應當向社會公開，允許公民旁聽，允許新聞界依法公開采訪、公開報道。新聞媒體介入司法并公開司法信息是公開審判制度的必要組成部分，這也明確了新聞媒體在司法公開中的地位。公開審判制度雖然面向的是所有的公眾，但由于人們自身的情況或者法院場地限制等原因而無法使得每一個公眾都親臨法庭現場觀看法庭審理。而此時，媒體的便利性和廣泛傳播性則正好彌補了這一缺陷，媒體通過對庭審案件的報道，使得公眾能夠知悉案件的審理情況，真正的實現公開審判。同時，媒體對于案件的報道也有利于在公眾之中宣傳和普及法律，提高我國民眾的整體法律素養。而且，在司法實踐中，由于我國司法機關工作人員職業道德和業務素養的不足以及現行體制的缺陷，法院的人事權和財政權都受到行政權的限制，公開審判制度不能完全落實，司法也沒有實現真正的獨立，而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司法受到外部的強權勢力的干涉和經濟利益的誘惑，可能會誘發腐敗的滋生，出現司法機關內部的暗箱操作和司法工作人員枉法裁判。因而，讓媒體介入民事審判程序，客觀的報道民事審判法活動的過程增加其開放性和透明性就成了必需，這樣既有利于保證司法的公正，也滿足了公眾的知情權，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會法制環境，提高司法的權威。

(三)媒體監督為社會提供反映民情的渠道

媒體通過介入民事審判進行監督向公眾公開司法信息，但公眾所需要的不僅只是媒體為他們提供各種信息，更需要媒體因為其非官方機構的性質作為公眾代言人，代表他們反映和表達各種意愿。我國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它大幅度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的高效率發展，但它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也使得社會各個階層為了各自的經濟利益而出現利益分歧。如果要調解這些利益分歧，則必需確保每一個階層都有其自身表達意愿的訴求渠道，使其能平等的公開表達其自身的利益要求。如果各個階層之間不能對等地享有話語權，就有可能出現各階層話語權的失衡，從而引起社會的動蕩。而媒體的出現則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大部分公眾的話語權，為其提供了公開表達的平臺，媒體通過公開公眾的利益需求，使其在社會范圍內傳播，引起官方機構的重視，督促官方對事件的處理。因而，媒體的監督使矛盾得到了緩和，保障了社會的安定與和諧。所以說，媒體監督要以人為本，關注公眾的生存和發展情況，切實保障公眾的話語權，不回避矛盾和糾紛，充分的代表公眾的意愿與好惡，對公眾的情緒進行有效的溝通和疏導。

二、我國媒體監督民事審判的現狀

雖然媒體監督是司法公正的必需要素，但我國現行的媒體監督機制還存在著諸多的不足，總體上來說，有如下幾點：

(一)媒體監督民事審判的范圍不明確

新聞媒體在參與民事審判和報道審判的過程中，屬于積極介入的監督者，掌握著大部分的主動權。新聞媒體對于法院審判的案件是否報道，報道多少等都取決于新聞媒體自身對于案件的價值取向，而新聞媒體又是大眾輿論的代表，面向的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它的民眾性決定了媒體對于事實的判定更多地是從道德層面出發，又加上媒體還具有輿論性、及時性和盈利性等特征，使得它在對事實進行報道時更注重的是新聞的吸引性和娛樂性，以期傳遞和報道信息之時追求到最大的經濟利益。所以新聞媒體在報道司法的過程中由于與司法本身性質和視域的不同，對于案件事實的認定和案件性質的判斷往往存在差異，而在我國現行的體制下由于缺乏專門的媒體立法來對媒體公開民事審判的范圍和程度進行規制，就容易出現媒體越位對案件進行公開報道，或者私自拓寬了司法公開的范圍。比如，有些案件本是屬于法律規定的不公開審理的范疇，但媒體出于其好奇心或追求轟動效應而通過其他的信息渠道將案情公開，這就嚴重地損害了案件當事人正當的訴訟權利和利害關系人的隱私權等。又如，因為沒有明確媒體采訪和報道的范圍，出現在審判過程中采訪法官和人民陪審員的情形，而在《法官職業道德準則》規定，法官和人民陪審員在宣判前，不得通過言語、表情或行為流露自己對判決結果的觀點或者態度，所以說，在審判過程中對法官和人民陪審員的采訪不應當歸入公開的范圍。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還存在著很多媒體越位公開司法的現象，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了司法的公正。

(二)媒體監督民事審判的時間過早

媒體監督民事審判應當是對民事審判的正當性進行監督，但在國我的很多案件中卻存在媒體過早地介入審判程序，提前對某些案件的信息進行揭露和曝光，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會影響到司法的獨立。因為有些案件當事人或者公眾可能會因此而改變其對案件的最初的判斷，甚至法官也會受此報道的影響而導致法律適用錯誤等。有些制定了媒體法的國家對此進行了限制，其對正在進行的、或將要進行的民事和刑事訴訟進行報道方面規定，對相關訴訟帶來嚴重損害的實質性風險的聲明公開行為構成藐視法庭的刑事犯罪，而且無論相關出版者是否存在干擾司法的故意，其行為都構成犯罪，這被稱為“嚴格責任規制”。但在我國由于媒體立法的空白，媒體在審判程序之前或正在進行之中即對某些非公開的涉案信息進行曝光而影響司法的情況屢見不鮮，如西安的寶馬彩票案，在此案的審理過程中就有媒體詳細地報道了原告律師四次去公證處取證卻受到阻礙的消息，這則報道一經批露，致使該案一名重要的當事人在法庭上當庭翻供，因此給法庭的審判工作帶來了不少的無端干擾。同時，媒體過早地介入司法，會將一些社會上的其它因素帶入到審判之中，對于司法程序的正當性也有著一定的沖擊。

(三)媒體監督庭審的方式隨意無序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于嚴格執行公開審判制度的規定》第十一條規定，依法公開審理的案件，經人民法院許可，新聞記者可以記錄、錄音、錄像、攝影、轉播庭審實況。這為電視直播庭審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也讓其逐漸地成為了一種制度化的公開審判的措施。雖然直播庭審在司法監督方面有著諸多的優勢，但由于我國的法律對于直播庭審并無明確的法律規制，媒體在決定直播庭審的案件時沒有具體的標準而隨意選擇，在進行直播過程中也無具體的程序規制，使得直播庭審可能因為其自身運作的技術性困難，使其在實現信息的公開和新聞的自由時可能會導致侵害案件當事人名譽權和隱私權的后果等。案件當事人因為起訴而只愿在一定范圍內公開的姓名、肖像、住址、財產及婚姻狀況等含有隱私的個人情況，經過媒體直播而廣泛地對外公開，使得隱私也不再成為隱私了。而同時，這種情況的存在也會導致證人為了保證其自身的隱私權而不愿出庭作證的情況加劇，從而影響案件的審理。而在有些法院，直播庭審甚至成了法官和案件當事人的一場“電視秀”，法院早在直播之前就已經進行了幾次庭審或者法官對案件的情況已有所研究，對案件的定性和處理已有了決定，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質證和辯論只是走形式而已。

(四)媒體對司法裁判任意抨擊影響司法權威

司法的權威性即司法的尊嚴，是指司法機關應當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它是司法能夠有效動作、并能發揮其有效作用的基礎和前提。通常來說，對法院的生效裁判從理論上進行討論和分析，以及對法院的最終判決適用法律方面是否準確、是否符合立法者立法的本意進行評論是許可的也是有利的。比如有許多學術期刊以案件評析的方式對法院的判決進行評判等。但在我的國的司法實踐中，卻有許多的新聞媒體借公開報道之名對法院的判決進行任意地抨擊而刻意地炒作，誤導公眾輿論，使公眾對法院的裁判進行無端質疑，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司法的權威。有學者指出：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媒體對民事審判的監督，主要的不是通過輿論的壓力來完成，而是通過觸動對司法機關有影響力的上級黨政領導，引起上級領導的關注并進而批示，指示有關機關嚴肅進行查處、及時處理等來完成的。因而有些新聞媒體則可能會為了報道的轟動性而對法院的裁判進行不合理地抨擊，蠱惑不知情的公眾，使法院的公信力降低，也就影響到了司法的權威，干涉了司法的獨立。

(五)媒體監督主體的職業素養良莠不齊

新聞媒體的業主和雇員對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經濟利潤有著共同利益，如果要實現經濟利益，那么基本途徑便是是增加銷售量(發行量、收視率等)，而增加銷售量的訣竅在于抓住受眾者的心理并且滿足其需要。要滿足大眾心理的方式有多種，包括報道尖銳的政治問題、報道社會的熱點問題、炒作奇聞軼事、傳播不利于他人的虛假事實和他人私生活秘密等。雖然方式有多樣，但有些卻是有背于道德甚至是有違法律的，因而如果新聞工作者的職業素養不高就容易出現新聞媒體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經濟利益而對事實進行歪曲報道或虛假報道。比如在湖北的“五毒書記”張二江被審理的過程中，媒體在報道張二江的桃色新聞時，為了能湊足一百零八這個數字，竟然把張二江的合法妻子也包括在內，說他和一百零八個女人有過不正當的男女關系。這和新聞事實的本來面目出現了嚴重的偏差，也反映出在我國有些新聞工作者職業素養的缺失。而“紅包記者”、“有償新聞”的時常發生以及“關系案”、“金錢案”的屢見不鮮，更是讓人們對于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水平深感質疑。新聞工作者作為新聞媒體的主體，掌握著新聞媒體的主動權，關系著媒體監督民事審判作用的發揮，因而新聞工作者的職業素養問題不容忽視。

三、對媒體監督機制的完善

已經有不少的西方國家制定了專門的《媒體法》用來規范媒體在介入民事審判過程中的各種行為，而在我國，此領域尚為空白。因而，加快媒體立法是我國完善媒體監督機制的迫切需要。

(一)明確媒體監督民事審判的范圍

明確監督的范圍是平衡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和司法獨立之間相互沖突的有效方式。我國制定了公開審判制度，但并不是對于所有的案件都必須適用，因而新聞媒體對于審判的公開也必須有所限制，有選擇性的進行審判的公開，并且對其所監督的范圍應該有所側重。我國的《民事訴訟法》明確的規定了可以不公開審判的幾類案件，包括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和商業秘密等的案件，新聞媒體在對這些案件進行報道時無疑應遵守不公開的限制，而新聞媒體對于民事審判活動的輿論監督則應該集中在以下的幾個方面：1.對審判機關、審判人員的職務行為的監督。媒體通過接收社會公眾對各種線索的舉報，對審判人員在民事審判過程中私自接見單方當事人、接受賄賂、枉法裁判等違規行為進行深入地調查進而曝光，引起有關主管部門的重視，從而對其進行立案查處，維護民事審判程序的公正。2.對干預司法機關獨立審判的外部社會勢力的監督。由于經濟利益或各種利益作祟，司法的獨立性常常受到社會外部各種力量的威脅，媒體通過對外部勢力的監督讓其無法進行幕后操作，可以為司法獨立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真正地保障司法公正。3.配合司法機關的工作，從不同的角度真實準確地報道一些有教育意義的典型案例，公正客觀地展示人民法院的審判過程，不僅起到了對司法的監督作用，同時，還在人民群眾之中進行了普法教育。

(二)確立媒體監督民事審判的程序規制

將媒體的行為進行細致的法律規范，不僅使媒體的監督者地位得到法律的確認，也讓媒體對于民事審判活動的監督有章可循。1.確媒體介入報道的時間。如上文所說，有些案件由于媒體過早地介入民事審判程序對案情進行揭露和曝光，不僅沒有起到監督司法的作用，反而影響了司法的獨立，干擾了正常的民事審判活動。因而媒體對民事審判的監督應當建立在法院對案情已進行確認的基礎上，以確保案件信息的真實性。2.規范媒體對庭審的采訪活動。記者對審判活動的采訪最終都會落到對庭審過程的采訪中來，在庭審采訪中，記者必須經人民法院的許可，自覺遵守法庭的秩序。一些專家指出，鎂光燈的光芒、攝影師的走動，特別是法官、檢察官、律師在面對記者的鏡頭時所產生的心理壓力或者由此而產生的表現欲，都有可能隨時對法庭的秩序帶來負面影響，因此，媒體既然要采訪庭審活動，就要遵守庭審的一切規則，記者在法庭上的一切活動，應服從審判長和審判員的安排和指揮，不能隨意行事。3.規范直播庭審的審批。直播庭審應該有所限制，新聞媒體對于直播庭審的案件應該要有選擇性，而法院對于媒體直播庭審的審批更應予以嚴格的限制，以有利于公眾監督和提高法院的庭審質量為標準。

(三)強調媒體監督民事審判的原則

媒體對于民事審判活動的報道應遵循以下原則：1.客觀真實原則。真實性是對媒體的一般性要求，真實性原則指的就是新聞媒體的報道應該事實清楚、表述準確。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記者的采訪必須深入案件，報道所涉及的人名、地名和時間必須核準，且提取的證據必須確鑿。但所謂的客觀真實也不是要求全部的精準，這對于媒體來說有時也難以做到，甚至可能會扼殺媒體的聲音，限制媒體的報道，所以客觀真實只是基本的要求，只要不是故意偏離事實，不是有意損害他人的合法權利，報道中出現某些方面或部分的失真應該是允許的，不應因此而承擔法律責任。2.合法性原則。媒體監督民事審判應當也是一個守法的過程，特別是應嚴格按照訴訟程序及相關的法律規定，且不應當侵害司法工作人員和案件當事人的正當權利，以免構成侵權。3.平等公正原則。媒體對負面現象的揭露都應當平等，即對于任何人或任何案件中的負面現象一經發現就要予以揭露，而不是在一個案件中厚此薄彼。媒體對有利和不利的事實都應當予以平等注意和公平對待，批評性的報道要采訪相互對立的雙方當事人，防止帶有個人主觀偏見的一邊倒。

(四)建立不當監督處罰機制

媒體報道和公開民事審判活動有很大的選擇性和自主性，為了防止媒體監督權的濫用，必須對媒體的監督行為進行法律規制，使其受到一定的限制，當媒體報道和監督出錯時，則要追究媒體的責任，對其進行一定的懲罰，媒體有權利對法院的民事審判活動行進行報道和評論，但如果報道出錯，則媒體必須對此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有些國家制定了禁止藐視法庭法，為的就是要規范媒體對民事審判活動的報道，懲罰媒體的不當監督。禁止藐視法庭法規定，對相關訴訟帶來嚴重損害的實質性風險的聲明的公開行為構成藐視法庭的刑事犯罪，包括嚴格責任的藐視法庭罪和故意藐視法庭罪。在我國，由于媒體立法的缺失，難以明確媒體監督民事審判的責任，因而很難實現對不當監督的法律處罰，要從根源上消滅不當監督，就必須建立一個完整的處罰機制，來規范媒體對民事審判活動的監督和報道，同時也為媒體的監督指明了方向，給其以合理的價值導向。

(五)完善對媒體越位的救濟

由于我國的媒體監督還存在前文所述的諸多不足，但是，當不當監督出現，媒體的越位干擾到了民事審判活動的正常進行時，我們需要的則是利用程序來救濟媒體對司法的干預，以保障司法的公正。1.推遲審判的時間。媒體對案件集中轟炸式地報道常常會引起社會大眾廣泛的關注，當媒體的不當報道造成了公眾錯誤的輿論導向從而影響法官不能正常地依法斷案，也就是出現“媒體審判”時，推遲案件的審判時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由于新聞媒體對案件的不當報道給案件審判帶來的不利影響。2.改變審判地點。將案件轉移到未受到新聞媒體不當報道影響或受到影響較小的地方審判，從而避免媒體對于司法的干預，從實際上保障司法的獨立。3.隔絕證人或者至少要警告他們在作證之前不要聽從媒體對于訴訟的報道。證人在證明案件事實和法官斷案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其受主觀影響比較大，因而當出現媒體嚴重偏離案件事實的報道或是對當事人進行明顯的厚此薄彼的差別待遇時，就有必要對證人進行特殊的保護，以免其證言受到媒體報道的不當干擾。

(六)健全法院新聞發言人制度

法院要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和訴訟進行的不同階段，確定可以公開或者應當公開的內容，定期適時地發布司法活動的相關信息，實現公眾的知情權，也可以避免媒體的報道直接影響案件的審理或者阻撓司法活動，不僅能校正民眾被輿論誤導的認知，也能使法官免去了陷入無休止的公開辯論的麻煩。當然，我們這里所指的“新聞”不能簡單的理解為案件審判過程中的程序問題和事實問題，還包括介紹人民法院的有關工作、法院制定的重要司法文件和各種政策規定、有關法律法規和司法政策的執行情況和進展、人民法院的重大先進典型事跡和重大工作部署以及重要舉措、各類大案要案及社會關注的案件的審理情況、針對外界對法院的工作所產生的誤解疑慮以及歪曲和謠言通過及時發布權威信息解疑釋惑澄清事實駁斥謠言、其它需要向社會公布的法院信息等。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健全新聞發言人制度是人民法院在新聞領域“唱響主旋律，打好主動仗”的重要措施，有利于推進公開審判制度的落實，增強法院司法活動的透明度，滿足公眾和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心理訴求。

四、結語

媒體監督由于其自身的社會開放性和傳播廣泛性，成為了我國監督司法的中堅力量，在促進司法公開、保障司法獨立和遏制司法腐敗方面發揮了其積極的監督作用。但是由于媒體監督缺乏制度的規范，其也對司法的公正和獨立形成一定的沖擊，造成了負面的影響。因而，我們既要對媒體監督進行必要的限制和約束，也不能過分地限制媒體，束縛他們的話語權，而應為媒體創造出更加合理合法的監督民事審判的制度環境，引導其發展，充分發揮媒體監督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