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公正與效率是現代刑事訴訟追求的雙重價值目標;現代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基本上就是一個尋求公正與效率總體均衡和諧的過程。但公正與效率之間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使得這一對價值目標在刑事法治的漫長進程中并不都是同步、均衡發展的，在不同的階段，受經濟、文化、法治觀念等各種因素的影響而有所側重、偏向。而價值目標的取向往往決定了某一時期司法改革的思路與方向。

現階段的中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激發，刑法調整范圍不斷擴大，刑事犯罪案件大幅上漲，而國家對司法活動的資源投入卻無法同步增長，導致司法機關刑事積案的負擔日益沉重。于是，為了及時處理積案，“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當前我國司法機關在辦案工作中追求的首要目標。近年來，在普通程序簡易審掀起的簡易刑事訴訟程序改革熱潮中，基于進一步提高刑事訴訟效率、緩解司法機關日益繁重的辦案負荷的現實需要，法學界和司法界紛紛表現出了將簡易刑事訴訟程序改革進一步擴大、深化的高漲熱情和迫切要求。于是，國外運作比較成熟、適用廣泛的簡易刑事訴訟制度—辯訴交易、服務令、處罰令、暫緩起訴制度進入了中國學者和司法界的視野。本著“洋為中用”的原則，不少學者對引入上述四項制度寄予熱切的希望，各地檢察機關公訴部門也在進行積極的探索和試驗，掀起公訴制度改革的熱潮。面對這股熱潮，筆者一方面為檢察改革所呈現的勃勃生機而欣喜，另一方面卻認為，在現階段，以辯訴交易、服務令、處罰令、暫緩起訴為載體、以追求訴訟效率為首要目標所進行的公訴改革試驗，不但不符合我國的實際，而且反映了我們對上述制度以及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經濟性”的錯誤認識。筆者認為，在我國遠未建立起完善的普通程序的情況下，奢談建立簡易訴訟程序，違背了刑事訴訟制度發展的內在邏輯規律;在權利保障遠未達到程序公正要求的前提下，致力于追求訴訟效率，更是走進了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誤區。

辨析與矯正之一：國外簡易刑事訴訟程序的“經濟性”分析

-以公正性為基礎的經濟性

一、簡易訴訟程序，顧名思義就是簡單、便捷、快速的訴訟程序。其身上承載了現代刑事訴訟制度對“訴訟效率”的價值追求，“經濟性”是其最顯著的標志性特征。

考察近現代法治觀念的變化發展，不難發現，一個明顯的規律便是先確立司法公正的理念，再追求公正與效率的均衡發展。一開始，人們將目光聚焦于“公正”，所有的司法活動都以維護司法公正為根本出發點而展開。但漸漸地，人們發現，不惜一切地追求公正，國家和個人付出的成本實在是太大了，國家資源無法承受如此大的負荷。特別是刑事訴訟需要耗費大量的經濟資源，具有資源高耗性的特點，尤其是奉行當事人主義的國家，其對抗制訴訟過程中設置的大量權利性程序，令訴訟活動的開展較為緩慢，訴訟過程耗時較長，需要投入大量的訴訟資源。而國家司法資源有限性、稀缺性的特點，決定了其無法充分滿足所有刑事訴訟活動的需求。尤其隨著社會的發展，刑法調整范圍的不斷擴大，新罪名的不斷涌現，犯罪率大幅上升，司法機關按照常規的程序辦理案件常常導致案件嚴重積壓。因此，即使是經濟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如美、英、法、德等國，也不得不在追求司法公正的同時，考慮經濟的、效率的問題，尋求便捷的案件審理方式，以減輕司法機關的負擔，解決案件積壓問題，保障刑事訴訟活動的暢順。此外，二戰后的工業時代是一個價值多元化的時代，“正義就是各得其所”的正義觀念深入人心，不同的利益訴求得以彰顯，從

而也加劇了國家權力和公民利益、社會公益和個人權益、被告人權益和受害者權益之間的沖突，各種利益之間的不可調和性，導致案件的處理總是陷于多元價值的兩難選擇而難以兼顧全面，人們苦苦追求的所謂“公正”，在很多情況下出現的卻是顧此失彼、無法“各得其所”的結果，從而使人們意識到：對公正的追求是永無止境的，在某個歷史階段必須有一個與當前社會條件相適應的適度性。于是，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法律訴訟經濟主義的興起，“效率”被當作評價一項法律制度優越性的主要指標，進而成為一項基本的刑事法律政策，并最終上升為法律的基本價值。西方法治國家在刑事法治建設過程中越來越多地將目光投向效率方面，簡化訴訟程序成為近現代西方法治國家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發展的一個顯著特色和明顯趨勢。于是，一開始，為了追求公正、保障個人權利，簡單的訴訟程序不斷地發展成為精致、繁復的訴訟程序;后來，基于經濟性的考慮，為了提高訴訟效率，訴訟程序又再次由精致、繁復回歸簡單、便捷，這便直接導致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辯訴交易、德國的處罰令、日本的服務令以及普遍適用的暫緩起訴制度等各類簡易訴訟程序的應運而生。

由此可見，產生的時代背景、承載的價值目標以及賴以建立的理論依據，無不令西方簡易刑事訴訟制度打上深刻的“經濟性”烙印。

二、簡易程序顯著的經濟屬性深深扎根于“程序公正”的價值基礎之上，這正是我們所忽視并導致借鑒角度產生偏差的關鍵所在。

首先，簡易程序脫胎于成熟的普通程序。所謂“簡易程序”，是相對于普通程序而言的。辯訴交易、服務令、處罰令、暫緩起訴等制度均是各國在其自身一整套科學、嚴謹、完善的刑事訴訟普通程序的基礎上，在充分保障司法公正的前提下，為兼顧訴訟效率的需要，遵循自身刑事訴訟制度發展的邏輯規律衍生出來的，其功能在于彌補普通程序經濟性的不足，實現公正與效率的均衡和諧。近現代法治國家首先基于對“程序正義”的不懈追求，各自發展出了一整套權利保障完善但程序極之繁復、精細，過程極其冗長，人力、物力消耗極大的普通程序，導致國家和民眾不堪負荷。簡易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糾正對“程序正義”的過份追求和矯枉過正而出現的，被稱為“對程序正義革命的一次反革命”。由此可見，先追求普通程序的完善，再在普通程序的基礎上設立簡易訴訟程序，是現代刑事訴訟制度發展的內在邏輯規律，而這一內在邏輯規律從根本上來說是對“公正→公正﹢效率”這一近現代刑事法治觀念變化發展的遵循和回應。這恰恰證明了：簡易程序脫胎于普通程序，建立在普通程序所確立的“程序公正”的堅實基礎之上。

其次，簡易程序對“效率”的追求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在以“公正”為首要價值目標的規約下，西方簡易訴訟制度對“效率”的追求并不僅僅以減輕司法機關負擔、縮短案件審理期限或提高結案率為根本目標和出發點，其功利性也體現出“多元化”的特征：首先，除了滿足司法機關縮短審理期限或提高結案率的減負訴求之外，更大程度是為了減輕當事人的訴訟負擔;其次，在追求訴訟程序的簡化之外，還蘊含了對刑罰輕刑化、非刑化和個別化等現代刑事政策的貫徹和回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為了貫徹“遲到的正義非正義”的司法理念，實現“公正”本身對“效率”的內在要求。由此可見，西方簡易訴訟制度對“效率”的追求，并沒有背離公正的基本范疇。

此外，國外簡易程序的制度設計仍然以充分保障當事人權利為前提。一方面，其建立在普通程序所奠定的較為完善、科學的權利保障機制之上：同樣給予簡易程序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充分的知情權(各國均以庭

前證據開示制度為保障)、辯護權和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如德國刑訴法規定，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判案件，預計要判處剝奪自由刑至少六個月的，對尚無辯護人的被告人應為其指定辯護人)。另一方面，其本身的制度設計也以充分保障當事人權利為基本考慮：嚴格控制簡易程序適用的范圍(如德國的處罰令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適用范圍也僅擴大至犯罪嫌疑人有辯護人、可判處一年以下緩期執行刑罰的案件)，有完善的救濟機制和充分的程序選擇權(如德國的處罰令，被告人事后不服可以就處罰令向法院提出異議書而另行審判;法院作為消極裁判者，對處罰令的形式合法性予以嚴格的審查，一旦發現被檢察官濫用，便可單方取消)。由此可見，國外簡易訴訟程序充分貫徹了基本人權保障的精神，與普通程序保障司法公正的理念是一脈相承的。

綜上所述，國外簡易訴訟程序的“經濟性”，是以“公正性”為基礎，追求最大限度的公正與效率的平衡和雙贏為出發點來設計、運行的。這恰恰是西方簡易訴訟程序的精髓所在，但又恰恰為我國主張借鑒這一制度的學者和司法機關所忽視，從而導致了考察角度和借鑒角度的根本性錯誤。

辨析與矯正之二：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的“經濟性”分析

—以經濟性為主要目標的超職權主義訴訟制度

在我國，基于追求訴訟效率的功利性考慮而展開的對辯訴交易、處罰令、社會服務令、暫緩起訴等簡易訴訟制度的借鑒性探索和實踐，其前提必然是認為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程序尤其是公訴程序在經濟性方面強差人意，有進一步簡化的必要和空間。

一般而言，判斷刑事訴訟程序的經濟性主要有四項指示：程序的簡繁，程序對抗性的強弱，審判證據要求的高低，法庭審理模式的選擇。程序簡單、對抗性低、證據要求不高、采用專職法官審理的訴訟程序謂之經濟;相反，程序繁復、對抗性高、證據要求高、采用陪審團審理的訴訟程序則經濟性次之。由此可見，經濟性高的訴訟制度，公正性相對較低;經濟性較差的訴訟制度，公正性則相對較高。因為，要保障訴訟當事人的權利，便要制約國家權力的行使，以防止國家濫用追訴權侵犯公民個人的合法權益，這便要求創設大量的權利性程序來實現這種權利保障的功能，而程序越多，耗費的資源必然也越多。保障當事人的權利是為了實現公正，而要實現公正便不得不耗費大量的訴訟資源;相反，要實現訴訟程序的簡化，便不得不取消一些權利性保障程序，這便必然導致以犧牲“公正”為代價來成就“效率”目標的實現。因而，這種為效率所作出的犧牲必須極有限度，不可傷及公正性的根基。

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經過1996年的大規模修改后，吸收了一些先進的現代刑事法治理念和制度，在權利保障和民主性方面有了明顯的進步。但整體而言，受經濟基礎的制約，仍以打擊犯罪為首要目的而設計與運作，強調保障國家刑事追訴權運行的順暢和有效性，注重對刑事犯罪的快速追訴，仍具有很強的“糾問化色彩”，呈現出明顯的“重打擊，輕保護”的特點：整個刑事訴訟程序以偵查階段為中心展開，訴訟資源集中投入到偵查活動，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則主要依賴偵查機關通過偵查活動形成的書面證據――案件卷宗進行書面審查。因而，與外國相比，我國審查起訴和法院審理程序體現出明顯的“簡捷性”特征：在公訴階段，犯罪嫌疑人絕大部分被羈押(逮捕)，省卻了傳訊的過程以及監視的費用;省略了證據開示程序;律師的服務和辯護活動受到嚴格限制，幾乎無法為犯罪嫌疑人提供實質性的幫助，而且國家為犯罪嫌疑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極小，絕大多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法享受免費的律師辯護，造成整個公訴

和法庭審理程序對抗性極差;沒有對提起公訴案件的庭前審查程序，公訴渠道通順無阻;大量簡單案件適用相對不起訴、簡易程序及普通程序簡易審，檢察官不用出庭支持公訴，大大節約了辦案時間。

以上情況表明，我國現行刑事訴訟程序具有明顯的程序簡單、對抗性低、證據要求不高、采用專職法官審理等“經濟性”特征，本身就遠比外國的簡易訴訟程序要經濟、高效得多，已到了“簡無可簡”的程度。由此可見，我國公訴制度乃至整個刑事訴訟制度的缺陷并不在于缺乏經濟性，反而是過于注重經濟性而導致權利保障程序的嚴重缺失，在“程序公正”與“訴訟效率”的價值天平上，嚴重地向“訴訟效率”一邊傾斜;在“追訴犯罪”與“保障人權”的功能作用上，明顯地向“追訴犯罪”一邊延伸。對訴訟程序“經濟性”的過度關注和盲目追求，從一個角度突顯出了我國司法機關“重實體，輕程序”、“重打擊，輕保護”的權力型法律思維依然根深蒂固，而司法公正、權利至上的現代法治理念遠未建立起來。

其實，有關學者在考察上述四項制度時，一開始便違反了一個簡單的哲學原理：事物的相對性。國外簡易訴訟程序的經濟性是相對于其本身繁復、精細、資源耗費極大的普通程序而言的，移植到我國，在我國以經濟性為主要設計目標的現行刑事訴訟制度面前，其經濟、效率方面的優越性便蕩然無存。因此，即使不考慮其公正性的價值基礎，就算僅僅從“經濟性”這一我們寄予厚望的角度考察，上述制度也無法成為我國借鑒的對象，甚至是我們無法消費得起的“奢侈品”。

辨析與矯正之三：當前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首要價值取向

-程序公正

制度改革的目的在于修補制度的缺陷和不足。當前，針對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因過于注重經濟性而導致權利保障功能嚴重不足的根本性缺陷，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價值定位應是司法公正，具體而言是程序公正。

一、公正與效率：公正是刑事訴訟首要和終極的價值目標。權利保障需要高投入、高消耗，當公正與效率無可避免地發生沖突時，公正永遠排在首選的位置。換言之，追求效率的前提，首先必須最大限度地滿足公正的要求，任何為追求效率而舍棄公正的法律都將被視為荒唐、倒退的;而且，效率必須為公正服務，效率只有在其本身就是公正時，它對司法才是有意義的，才是可被司法容納和接受的。正如英國著名法學家羅*斯所指：“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有時候我們為了正義甚至可以不考試實用、便利這些功利性價值?！?/p>

二、程序與實體：程序公正是現代刑事訴訟制度的首要價值追求。司法公正有兩層含義：一是實體公正，即司法結果的正義;二是程序公正，即司法過程的公正。理論上，兩者應當是有機統一的，但這只是理論上的應然狀態，司法實踐中，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之間往往處于矛盾對立的狀態。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孰輕孰重?當兩者沖突時，如何取舍?這是一個學者們長期爭論不休、各持已見的難題。誠然，兩者之間的地位、排序，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要求和表現，但在以“人權保障優先”為基本理念的現代刑事訴訟領域，“程序優先”已得到了現代法治國家的普遍認同?，F代法治國家認為，刑事司法是常態社會中國家權力—確切地說是國家司法權尤其是追訴權與公民個人最基本的權利—生命、自由和人格尊嚴，沖突最為嚴重、對峙最為緊張的領域，在強大的國家追訴權面前，弱小的個人天然處于劣勢地位，在力量對比懸殊的情勢下，如果不受約束，國家追訴權的濫用以及個人基本權利的被侵犯必然發生。而個人權利是與生俱來并先于國家而存在的—“天賦人權

”，是整個社會最基本的價值基礎，因此，當弱小的個人與強大的國家發生權益沖突時，應優先保障個人權利。而且，個人犯罪與國家權力濫用相比，后者顯然更為可怕、對社會秩序更具破壞性。因此，尊重并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制約并防止國家追訴權的恣意膨脹和任意妄為，是現代刑事訴訟內在的基本道德要求。公正的訴訟程序恰恰是約束國家追訴權最為有效的工具。因此，通過公正的程序來保障公民個人的基本權利便不僅僅是現代刑事訴訟的應有之義而且是最重要的使命。由此可見，來源于自然法學派的權利觀念—“天賦人權”，構成了現代刑事訴訟中程序公正的核心價值。除此之外，程序公正還具有其本身內在的獨立價值：程序公正有助于實現“看得見的(實體)公正”，從而增強人們對實體結果的信服度;程序公正可增進公眾對法律的認同，為社會提供積極的導向作用，強化社會公眾的守法意識，讓公眾從公正的程序中汲取公正的觀念。在現代刑事法治國家看來，這些價值本身遠比實現實體公正更為重要，為了這些價值甚至可舍棄實體公正的結果，從而演繹出以下程序與實體的邏輯關系：沒有程序便沒有實體結果(又稱為“程序先行”)，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發生沖突時應當選擇程序正義而不惜犧牲實體正義(又稱為“程序優越”)，違反程序便必然導致實體無效(又稱為“程序否決”)。這便是“程序優先”的基本內容。

正由于程序公正如此重要，因而“一個相當復雜且費用很高的程序仍然可能是合理的”，任何為了減輕司法機關的工作負擔而采取的改革舉措，其先天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就顯得不足。很顯然，目前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在以“控制犯罪”為首要目標的驅動下，將“人權保障”讓位于“查明案件真相、懲罰犯罪”，“程序公正”讓位于“辦案效率”，已然背離了現代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方向—程序優先。因此，筆者認為，重塑司法公正應成為我國刑事訴訟體制改革在目標定位上的不二之選，經濟上的代價絕對不應再成為我們用以犧牲程序公正的藉口。

三、制度應然性與司法實然性的極大反差：我國刑事訴訟效率低下的原因。無可否認，當前我國刑事訴訟存在制度的應然性(經濟性)與司法的實然性(低效性)的極大反差—經濟性極高的訴訟制度下產出的卻是不盡人意的較低辦案效率。個中原因在于我國司法運作過程中存在大量不協調因素，如：立法技巧不足造成的程序粗糙缺陷。和現有司法體制下大量存在的非法定程序之外的“隱形程序”所造成的嚴重資源內耗，以及非專業化的司法隊伍智力支持不繼所人為造成的辦案效率低下。這些不協調因素輕易地抵銷了我們用犧牲程序公正的巨大代價而苦苦追求的訴訟效率，使刑事訴訟陷入司法公正與司法效率的雙重困境。因此，在現階段，解決我國刑事訴訟效率低下的根本出路不在于進一步推進訴訟程序的簡化，而在于根除程序運行過程中的諸多不協調因素：構建專業化的司法隊伍(筆者認為，通過提高司法人員的專業素質來提高司法效率在任何時候都是最可靠而又必經的途徑)，加強嚴格執法的力度(主要在于：司法機關嚴格按法律規定的程序辦案，杜絕“隱形程序”的大行其道，降低司法資源不必要的內耗，提高司法資源的利用率)，規范司法機關的案件決策機制和人員管理機制，減少中間決策過程;加強司法機關的信息化建設，用科技手段提升辦案效率。

結語

“沒有成熟的普通審理程序便不可能有科學的簡易程序”?，F階段，在我國遠未構建起成熟的普通程序的情況下，我國刑事訴訟改革的方向應是如何修補在權利保障方面存在極大缺陷的普通程序。為了實現對司法公正理念的堅持和追求，我們不應再有任何的妥協和變通，更不應讓位于經濟性利益。

否則，“任何在司法效率目標驅動下的盲目改革都可能使我刑事訴訟制度多年來以程序正當化為目標的舉步維艱的改革成果付諸東流”。

雖然，制度的設計應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有人主張對刑事訴訟程序進行“簡繁分流”—在完善普通訴訟程序的同時，設計出符合我國實際的簡易訴訟程序，實現簡單案件與重大復雜案件的分流，達到公正與效率的均衡發展。但筆者認為，這恐怕僅僅是一種理想化的美好愿望。所謂“欲速則不達”，法治的進步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司法改革必須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如果立法的步子邁得太大而司法的步伐卻無法跟上的話，其結果只會是適得其反。在當前，在刑事訴訟程序改革的問題上，我們應心無旁婺，集中精力專注于程序公正這一價值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