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案件的當事人被公安機關依法傳喚，所形成的詢問筆錄在民事訴訟中就其證據屬性而言，仍為證人證言，其在民事訴訟中的采信應當適用證據規則的有關規定。

【案情】

2013年7月3日至31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七師某團小學學生蘇某，先后5次從破掉一塊玻璃的窗戶中爬入鄰居王-丹的房屋內盜取現金。多次被盜后，王-丹便在自己房屋內安裝了攝像裝置。該裝置錄下了蘇某第5次盜竊的過程。7月31日案發當天，王-丹拿著攝錄影像找到蘇某。蘇某先是在自己母親的詢問下，承認偷了王-丹1.6萬元。蘇某在外地打工的父親打電話詢問蘇某，蘇某再次承認偷了王-丹1.6萬元，王-丹當時將對話作了錄音。由于蘇某尚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公安機關最終未對其進行刑事立案偵查，只是于8月3日對其進行了詢問調查。蘇某向公安機關所作的陳述是：偷錢5次，數額4010元，偷得的錢用于與同學一起在網吧玩游戲和買零食了。之后，王-丹向蘇某的監護人索賠財產損失，經多次協商未果，王某遂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訴訟。

【審理】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車排子墾區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蘇某先后5次進入王-丹房屋盜竊，有王-丹向法庭提供的、由蘇某親口承認其偷得1.6萬元的音像資料予以證實，事實清楚，證據真實可靠，遂判決由蘇某的監護人賠償王-丹經濟損失1.6萬元。

宣判后，蘇某及其監護人不服，提起上訴。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七師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八條第一款的規定，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陳述的案件事實明確表示承認的，另一方當事人無須舉證。蘇某在事發當天在自己家中承認偷了王-丹家1.6萬元的錄音資料不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是真實可信的，應予以采納。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本案對公安機關的詢問筆錄能否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使用，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公安機關的詢問筆錄屬于公文書證，其是公安機關依據一種比民事訴訟更為嚴肅的合法行使訴訟程序獲取的證據，具有當然的證明力，所確定的事實可直接認定，故本案賠償數額應認定為4010元。

第二種觀點認為：公安機關制作的詢問筆錄在民事訴訟中屬于一般書證，王-丹提供的錄音資料屬于蘇某的自認，其效力要高于公安機關的詢問筆錄，故本案的賠償數額應認定為1.6萬元。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理由為：

刑事詢問筆錄與通常意義的公文書證具有明顯的不同。公文書證是指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在法定的權限范圍內制作的文書,并以此文書作為證明案件有關情況的書證。公文書證的制作者和證明者都是同一主體，其所反映的內容正是公文書證出具機關對待證事實的說明、看法和意見，系制作機關對待證事實的確定性陳述，具有中立性和客觀性。而刑事詢問筆錄是公安機關在處理報案或報警后就有關事件向有關當事人或證人進行調查詢問所形成的筆錄，其通常采用一問一答的詢問方式，要載明在履行職務行為中具體參加調查人員的姓名，并由接受調查的當事人或證人簽字或捺加手印予以確認。刑事詢問筆錄無須加蓋公安機關的印章或由公安機關的主要負責人簽署，其主要是用于公安機關內部履行公務上的需要以及作為檔案資料加以保存。

可見，刑事詢問筆錄并非像一般公文書證那樣由公共機關在其職權范圍內對有關事實情節和特定事件作出職務上的認定和法律上的評價，其也并非像一般公文書證那樣在社會上的一定范圍內具有適用上的或者利用上的普遍性效力。從制作過程來看，刑事詢問筆錄并不能排除因主、客觀原因導致接受詢問的當事人或證人的陳述不能如實反映事實真相，甚至與事實真相相悖離的情況。而且，刑事詢問筆錄具有派生性，難以作為直接證據使用，只有在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情形下，才能夠有助于確認該種證據是否可信。所以，民事案件的當事人或其工作人員經公安機關依法傳喚所形成的刑事詢問筆錄在民事訴訟中就其證據屬性而言，仍為證人證言。刑事詢問筆錄在民事訴訟中的采信應當適用證據規則的有關規定。根據證據規則，與一方當事人有利害關系的證人證言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本案中，蘇某及其監護人沒有向法庭提供蘇某偷了4010元的確切證據，只是提供了公安機關對蘇某的詢問筆錄。而王-丹向法院提供的錄音資料這份證據的取得方法是當著蘇某母親和姐姐的面錄制而成，且是事發當時錄制的，問話也是其母親和父親先后發問的，不存在威脅、引誘、欺騙的因素。該錄音資料屬于蘇某的自認，其證明力要強于公安機關詢問筆錄的證明力。因此，二審法院依照民事訴訟證據規則認定本案的賠償數額為1.6萬元，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