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01年11月，某村舉行第一輪村民委員會選舉時，原村主任周某比另一位村主任候選人陳某少了200多張選票。犯罪嫌疑人張某(系周某親戚)得知后，便請人偽造了該村選舉委員會的印章和500張選票，在第二輪村民委員會主任選舉時，趁工作人員不備，將其偽造的500張選票夾在正式選票中投入票箱，致使該村委會主任選舉工作受到了很大的破壞。

分歧意見：

對本案張某行為的定性和處理存在以下幾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張某的行為構成破壞選舉罪。理由是：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是一種依法進行的選舉活動，張某偽造選票并夾帶進票箱的行為屬于破壞選舉的行為之一，村民委員會選舉的對象雖然不是各級人大代表和國家機關領導人員，但從選舉的重要性和破壞該選舉所造成的社會危害性來看，破壞村民委員會選舉的行為應納入我國《刑法》破壞選舉罪打擊的范疇，以維護村民委員會選舉工作的順利進行。況且，村民委員會的人員協助人民政府從事某些行政管理工作時(如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的管理、有關計劃生育、戶籍、征兵工作的管理等)，是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所以，妨害村民委員會的選舉也構成破壞選舉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張某的行為構成偽造人民團體印章罪。理由是：村民委員會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屬于人民團體，張某偽造的村選舉委員會印章屬于人民團體的印章，故其行為構成偽造人民團體印章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張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理由是：刑法第二百五十六條規定的破壞選舉罪要求破壞選舉的對象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國家機關領導人員，不包括村民委員會委員。我國刑法規定的罪刑法定原則要求：“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即使當前破壞村民委員會選舉的行為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也不能適用類推，以破壞選舉罪對此類行為進行定罪處罰。因此張某的行為不構成破壞選舉罪。同時，村選舉委員會不屬于人民團體，張某行為也不構成偽造人民團體印章罪。

評析：

筆者原則上同意第三種意見，即對上述行為目前無法以犯罪論處。

按照刑法學的通說，犯罪行為的三特征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處罰性。其中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屬性。破壞村委會選舉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顯而易見的，但目前我國刑法找不到上述行為的刑事違法性。因為我國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中規定的破壞選舉罪，要么限定為“違反選舉法的規定……”，要么限定為“在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國家機關領導人員時……”，這樣一來，在村民委員會選舉中的舞弊行為就鉆了法律的漏洞。在全國人大常委會1998年修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時，仍然沒有對破壞村民委員會選舉的行為規定刑事責任的條款。該法第十五條規定：“以威脅、賄賂、偽造選票等不正當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選舉權、被選舉權，破壞村民委員會選舉的，村民有權向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或縣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人民政府及其有關主管部門舉報，有關機關應當負責調查并依法處理。以威脅、賄賂、偽造選票等不正當手段當選的，其當選資格無效。”這里只規定，破壞村民委員會選舉的，“其當選資格無效”，并沒有規定要追究相應的刑事責任。因此上述違法行為的刑事可罰性仍然找不到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