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原告李某、被告劉某經人介紹后相識戀愛。1993年2月，雙方辦理登記結婚手續后即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同年生育一子。原、被告婚后夫妻關系一度尚可。1996年6月起，由于劉某經常在外參與賭博，為此夫妻雙方產生矛盾。同年12月，李某發現劉某有外遇，夫妻間遂發生爭吵。劉某作出書面保證，承諾此后不再與第三者往來，并請求李某諒解。2001年9月26日，劉某因駕駛摩托車發生車禍跌傷致殘。在劉某住院治療期間，李某查閱劉某1998年、1999年的日記時，發現劉某又有作風不軌行為，遂引起夫妻矛盾激化。2002年3月12日，李某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與劉某離婚。經劉某申請，法醫對其勞動能力及生活自理能力作出鑒定結論：“被鑒定人劉某顱內血腫術后、腦外傷后綜合癥診斷成立，目前已完全喪失勞動能力及生活自理能力。”法院經審理，判決駁回李某要求離婚的訴訟請求。之后，劉某被接回其父母處居住，雙方分居生活至今，互不履行夫妻義務。2003年7月29日，李某再次起訴要求與劉某離婚。被告劉某辯稱，我現在喪失了勞動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無經濟來源、生活困難，故李某應當依法給予我經濟幫助。[爭議]在法院審理過程中，對李某與劉某離婚以及所生一子的撫育等問題均無爭議，但對李某是否應當給予劉某經濟幫助卻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李某與劉某婚姻基礎及婚后較長時間夫妻感情較好，但劉某不珍惜夫妻感情，先后有賭博、外遇等不良行為，造成夫妻感情逐漸淡漠。期間，劉某作出書面保證后，李某曾給予諒解，但劉某仍未能改正，繼續與異性保持不正當關系，給李某心靈造成了傷害，夫妻感情逐漸惡化。造成雙方夫妻感情徹底破裂的責任完全在于劉某。劉某雖因車禍致殘，目前無經濟收入，但鑒于其有重大過錯，故對于其要求李某給予經濟幫助的主張不予支持。第二種意見認為，劉某雖然有重大過錯，但由于劉某目前無生活自理能力，且無經濟來源，生活困難，因此，為了能夠妥善安置其生活，根據我國婚姻法的相關規定，應由李某酌情給予劉某一定的經濟幫助，數額則應當結合李某個人的給付能力、當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綜合考慮，酌情確定。[評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夫妻離婚時，如一方生活困難，另一方應從其住房等個人財產中給予適當幫助。具體辦法由雙方協議；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可見，在夫妻離婚時，如果一方存在生活困難的情形，那么另一方應當給予適當的經濟幫助，而且可以采取雙方協商的方式。在協商不成時則由人民法院判決。結合本案案情，劉某確已喪失勞動能力，又無經濟來源，顯然符合生活困難這一標準，因此，李某應當依法給予劉某適當幫助。當然，如果李某有個人財產，則應當首先考慮以其個財產給予劉某適當幫助。在沒有個人財產時，可以采取金錢給付的方式。換言之，第二種觀點是可取的。而第一種觀點事實上將離婚過錯責任運用到了一方生活困難時，另一方應當給予適當幫助的場合，故有失偏頗。[余論]由于婚姻法第四十二條的規定比較原則和籠統，因此在審判實踐中給了法官一定幅度的自由裁量權。主要表現在：根據法條規定，一方生活困難，另一方應從其住房等個人財產中給予幫助，但在訴訟過程中，除雙方達成協議的外，法院幾乎都一律采取判決金錢給付的方式。筆者認為，這種做法雖然與該法條的立法原意存在矛盾，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理由是，根據該法條的規定，從字義上分析，應當說非常明顯，給予或者說提供幫助的一方必須是以其個人財產進行，如屬于個人的住房、汽車、家電，等等，而不僅僅是金錢。原因很簡單，金錢（貨幣）是一種特殊的種類物，根據“貨幣占有與所有一致”原則，婚后取得的金錢都屬于夫妻共同財產（約定財產制不在此例），當然，屬于婚姻法第十八條第（二）、（三）、（五）項規定情形中的金錢，而且有相關證據證明的也應當除外。此外，由于給予幫助并非是當事人的法定義務，更多地含有扶危濟困的道德內容，加之幫助只能是“適當”的幫助，而有些個人財產例如住房、汽車等不宜采取作價拍賣、變賣形式轉化為金錢，因此，婚姻法第四十二條籠統地規定“另一方應從其住房等個人財產中給予適當幫助”在實踐中并不具備操作性。而采取金錢給付的方法，則既可以彌補立法的不足，也可以使法官處理此類案件時有明確、具體的依據，從而有效促進立法與司法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