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31歲的孫*云是云南省**彝族自**武定縣印刷廠辭退工人，1995年與武定縣**保險公司職工譚*延結婚，婚后生有一女。1998年7月15日，譚*延向武定縣人民法院訴請離婚，稱“我與被告孫*云1995年6月結婚，被告系再婚，身帶一女孩，婚后一段時間夫妻感情尚好，生有一女。1997年6月，被告外出經商未歸，至今下落不明。現訴請法院，依法判決我們離婚”。法院受理該案后，于1998年7月24日采用公告程序送達了訴訟文書。1998年10月10日，在法定期限內孫*云未到庭應訴，法院認為被告外出不歸，且下落不明，夫妻感情視為破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二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八十四條、第十三條的規定，判決準予譚*延與孫*云離婚，并將其子女、財產及債務判歸譚*延，同時公告送達了這一離婚判決。孫*云在投訴信中寫道：我于1997年8月外出工作，是丈夫和孩子送我走的，且每年底從廣州回家，年初才走，每個月從廣州寄包裹、匯款、打電話回家。丈夫這邊去郵局領取東西，那邊去法院報我失蹤，而法院竟在無任何證據證實我失蹤、無任何單位出據證明我下落不明的情況下，判我同譚某離婚，我無法理解。孫*云說：“現在，我和大女兒（9歲）有家不能歸，一直寄宿在外；我的小女兒（5歲）有母不能認。作為母親，我不辭辛勞在外掙錢是為了這個家、為了讓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可這一切都被法院的一紙宣判撕碎了。”關于本案的處理，云南省婦聯信訪室的孫律師認為：法院既不查證有關被告下落不明的情況，亦未按法律要求公告查找、宣告失蹤，即以失蹤為由判決離婚，違反法定程序，應系錯判。中國人民大學江-偉教授指出，民訴法之所以規定不能就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關系的判決申請再審，主要是由于對這類生效判決的再審，很難恢復原狀。本案中孫*云如認為判決錯誤，可以就財產分割和孩子撫養部分提起再審，但不能針對解除婚姻關系部分。造成錯案的法官，可根據法官法有關懲戒的規定由有關部門作出紀律處分。但對于法院，當事人則不能提出國家賠償，因為民事案件錯判不在國家賠償之列。此類問題引起了人們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同情，同時也使一方失蹤的訴訟離婚問題納入了法學視野并凸顯出討論的價值。由于一方失蹤的離婚涉及到復雜的實體法律問題和訴訟程序法律問題，故很有必要從法理和立法上正確認識與科學對待。近些年來，一方當事人提出離婚，但對方當事人因失蹤或下落不明不應訴、不出庭的訴訟日益多見，法院公告送達法律文書、以缺席判決方式審理此類案件的做法也越來越常見。過去人民法院對一方失蹤（下落不明）的離婚案件予以受理并以缺席判決方式進行審理，主要是依據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如何認定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的若干具體意見》。該意見指出，“一方下落不明滿二年，對方起訴離婚，經公告查找確無下落的，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經調解（這一解釋是前后矛盾的，如被告”確無下落“則根本不存在調解的條件或可能，它對審判或司法的誤導不可避免）無效，可依法判決準予離婚。”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51條也相應規定：“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訴至人民法院，只要求離婚，不申請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蹤或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對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達訴訟文書。”應當看到，允許法院以缺席判決方式審理一方當事人失蹤或下落不明的離婚案件，因舍棄了必要調解程序而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據，而簡單地禁止法院作缺席判決，必然會使那些因一方失蹤或下落不明而名存實亡的婚姻關系及糾紛無法獲得必要且及時的法律調整與處理。這一矛盾或問題，在我國目前人口流動不斷加劇、當事人逃避婚姻家庭義務或逃避訴訟現象日趨嚴重的情形下更為突出。上述問題雖因婚姻法的修改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決，但法院對此類離婚案件進行不適當缺席判決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一方當事人下落不明或失蹤的離婚似乎變得更復雜和更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