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衛生計生委11月20日公布了《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送審稿)》(以下簡稱《條例》)，并通過國務院法制辦公開征求意見。新規中對征收程序、透明度等都做了規范，飽受爭議的社會撫養費將會有重大變革。

現行社會撫養費的征收依據是2002年9月1日施行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由于《辦法》規定地方對社會撫養費具有自行制定征收標準的權力，造成了各地行政自由裁量權過大、政策執行規范性不足等問題，從而也導致了各地征收標準五花八門、尋租行為頻發。同時，因社會撫養費的征繳而引發的諸多慘劇，亦被社會各界詬病。

此番由《條例》另起爐灶替代《辦法》，足以看出施行了12年的《辦法》，有著怎樣的不合時宜。《條例》就征收條件、征收標準、征收主體等方面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亮點頗為醒目。

《條例》中最引人關注的，就是解決了全國征收標準不統一的問題。《辦法》中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由各地自行其是，因此造成了征收標準是當地城鎮或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倍到10倍不等的懸殊差距。而新規則統一將“超生二孩”的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數額限定在計征標準3倍以下，約束了隨意征收的空間。同時，《條例》規范了征收主體為縣級人民政府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將結束此前征收社會撫養費的主體分散而導致的混亂局面。

依據反饋情況來看，雖然《條例》對征收做了不少的規范，但似乎與公眾的期待還有差距。這些差距表現在：首先，即是費用的公開問題。此次送審稿中，雖然也提出要增加征收管理透明度，主動接受社會監督。但并沒有明確提出將“公開作為常態，不公開作為例外”，規定的剛性還有待加強。

其次，社會撫養費的用途仍待明確。送審稿提出，“社會撫養費及滯納金應當全部上繳國庫，按照國務院財政部門的規定納入地方財政預算管理，不得返還或者變相返還征收機關”。此規定客觀而言，具有較強的針對性，但統一納入地方財政預算管理，并不意味著社會撫養費的使用就具備了足夠的正當性。這項針對特定情況下的公民所征收的行政性收費，理當做到“專款專用”。而條例中，并未對此作出足夠清晰的說明，從而留下了其用途被異化的可能。

第三，《條例》對于征收亂掛鉤現象沒有明確禁止。《條例》規定，公安、民政等相關部門應在各自職責范圍內配合計生行政部門做好社會撫養費征收工作。當事人所在單位或村民委員會、城市居民委員會，應當依法配合做好社會撫養費的征收工作。這一規定有利于征收，但恐怕又增添了某些部門將此和孩子上學、上戶口“亂掛鉤”的機會，因此有必要明確禁止。

第四，《條例》給征收標準不一致還留下了一定的空間。其中對已生育兩個以上子女者，不符合生育規定的給予加重征收，具體標準各地自行規定，這意味著天價罰款的空間依舊存在。

盡管問題的內核依舊存在諸多爭論，但如果將征收社會撫養費的具體規定看成是一項現代政府的公共政策，那么重新修訂的制度無疑要體現公平公正的理念，這就要保證其從征收到用途的規范性，而從這個角度而言，《條例》還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

因此，無論在制定議程設置環節還是在政策評估環節，政府都應該讓公眾的聲音有效地介入進來，與公眾形成有效的互動，這樣才有利于進一步的完善。

“我就欺負老百姓”

“我就吃共產黨喝共產黨的，你去告我吧。”“我就欺負老百姓……”江蘇鎮江城市管理人員朱某13日和噪點攤販爭執時口出狂言，視頻網上曝光后迅速被網友封為“最牛城管”……城管是干什么的，這常識就不用普及了。但一句“我就欺負老百姓”，之所以引起軒然大波，讓人大可琢磨的地方不少。尤其在不少地方城管大肆“擴權”的背景下，朱某的話格外刺耳。雖然權為民所用的道理都知道，但看這情景，“權”卻變成了“欺負老百姓”的工具。這位仁兄雖然是“臨時工”，但背后卻站著一個權力難以遏制的特權群體。

多少警示才能確保校車安全

19日7時31分，山東蓬萊潮水鎮一面包車與拉沙貨車相撞，造成12死3傷，其中死亡12人中有11人為幼兒園小孩。又一起校車事故，讓人想起屢屢發生的此類事件，緣何屢屢發生。監管的缺位，校車投入的不足，讓校車安全事故頻發。每一次死亡，都是一次血淋淋的警示，但那么多的警示，竟然還沒有堵住校車安全的漏洞。需要多少次警示才能確保校車的安全?

“按崗分贓”背后的監察空轉

走私車輛按次收費，小轎車1200元/次、商務車1500元/次，海關關員每人每月受賄至少幾萬元。“守門人”淪為“放水人”，深圳沙頭角海關執法人員按崗分贓，人人有份，長期化、常態化、制度化的塌方式腐敗讓沙頭角中英街成了走私通道，令人觸目驚心。雖然這公開的秘密經過很多舉報，該海關監察機關依舊表示“毫不知情”。顯然，不是不知情，是監察在空轉，海關反腐不能指望它們自己，還應該另有監督力量參與。

關鍵詞堵漏

老師討薪不能道歉了之

黑龍江綏化肇東市部分中小學教師停止教學向政府討薪。他們反映待遇和周圍其他縣市工資相差1000多元，住房公積金也存在補貼不到位情況。該市市委書記趙勝利到場協調并道歉。“欠薪”了幾年，以至于不得不停課集體討薪，這顯然不是道歉所能解決。追責之外，能夠公開、誠實地回應教師們的問題，并滿足他們的合理訴求，才是解決該事件的關鍵。

“突擊提拔”應嚴厲問責

媒體梳理發現，選人用人問題幾乎成為各個被巡視地區被點名的標配，其中違規突擊提拔調整干部現象屢見不鮮。典型例子如山西長治縣原縣委書記王虎林離任前批發430頂官帽，河北青龍縣原縣委書記高東輝突擊提拔283名干部等。“突擊提拔”固然跟“一把手”權力過于集中有關，但也和追責不力不無關系。以往的問責要么不了了之，要么處罰過輕，導致違規成本過低。因此，理應將其定性為人事腐敗，出臺更嚴厲的黨紀政紀追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