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贈的法律效力
[案情介紹]
被告李某(女,60歲)與遺贈人周某于1965年結婚,婚后夫妻感情較好,未生育小孩,收養一子(31歲,已成家另立門戶)。1998年周某認識了比他小30歲的邱某(原告)不久后,二人便租房公開同居生活,直至2003年5月,周某因患肝癌晚期住院治療。在周某住院期間,一直由李某及其親友照料,直至死亡。臨死之前,周某立下書面遺囑并經公證將其所得的住房補貼金、公積金、撫恤金、金首飾、手機一部和變賣位于某市的房產的售房款的一半等共計10萬元遺贈給邱某所有;骨灰盒由邱某保管。周某去逝后,邱某以李某控制前述財產,拒不交付,侵害其財產權于近日起訴到法院。
[案情分析]
關于本案的焦點:即遺贈人周某遺贈自己的財產(姑且不論周某遺贈自己無權遺贈的效力問題)是否一定有效?爭議較大,產生了如下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遺贈人周某在與李某尚存婚姻關系的情況下,公然與原告同居;且立下遺囑準備將財產遺贈給與其長期非法同居的本案原告。
這一行為違反了“公序良俗”的民法基本原則和《婚姻法》確立的一夫一妻制原則。在周某患肝癌至死亡時,均由李某及其親友照顧,而周某卻在此期間將全部個人財產遺贈給同居之第三者,完全無視作為自己三十年合法妻子李某的存在,不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與普通民眾的道德理念背道而馳。《民法》作為一國人民思想、文化、觀念、傳統的集中體現,不能忽視來自民眾的聲音,否則法律就不能滲入社會實踐,不能對人民群眾的意識行動產生導向作用。
本案中如果機械地按照“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法律適用原則,引用《繼承法》第16條第一款進行處理,實質上是對遺贈人周某“包二奶”,將財產贈與“二奶”這種嚴重違反道德規范的行為給予支持,破壞了我國倡導的社會主義行為規范,使廣大群眾對法律的公平與正義產生懷疑。
《婚姻法》修正案頒布后,還將“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這種道德性社會規范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保護第三人者邱某在本案中可能獲得的利益,肯定有違《繼承法》的立法精神,動搖我國法律的根基,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繼承法》的立法者們在立法時不能預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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