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監護?監護就是指父母、長輩對未成年子女的一種看護的義務。監護義務不僅僅作為道德、人倫和素質的一種嚴厲要求，同時也是需要法律法規來保護的。那么，什么是民法總則中關于監護呢?接下來就由小編為大家詳細講解一下吧。

監護是為欠缺參與社會交易和生活能力的人設定的輔助與保護機制。完善的監護制度對于諸如未成年人、處于持續性植物狀態的人、精神病人或老年癡呆患者等不能辨別或不能完全辨別自己行為的特殊人群具有非常重要的保障意義，是社會文明與和諧所不可或缺的制度建構。

在此領域，人們通常關心兩大類問題：如何確定監護人?監護人應當承擔哪些職責?圍繞這兩類問題，《民法總則》較《民法通則》給出了更為全面的規范，為未來民法典的體例架構做了鋪墊。同時，新立法在制度設計的理念上也有所發展，《民法總則》擴大了監護制度的適用范圍，強化了政府的監護職能，強調了對被監護人意愿的尊重，突出了監護的功能與目的，使得中國的監護制度更加全面和現代化。不過，新立法也就實踐中應如何理解和適用新規則(如臨時監護、監護資格恢復機制、事先委任監護人機制等)，提出了諸多新問題，有關規定仍較為原則，有關的細化規則(尤其是操作性規范)有待后續立法或司法解釋予以補充完善。

一、監護制度體系與民法典的構造

監護制度體系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對內關系，二是對外關系。前者主要涉及監護人的確定、監護人的職責;后者主要涉及被監護人法律行為的效力、民事責任的承擔。對內關系的確定是對外關系展開的前提和基礎，彼此緊密聯系、相互呼應。對此，在構造民法典時，立法者需要從宏觀上進行“頂層設計”。

《民法總則》對監護對內關系的規范集中在“監護”單元，即第一章“自然人”之第二節“監護”(第26條到第39條);在其他地方偶有相關條文，例如在第九章“訴訟時效”的第190條、第194條。《民法總則》中有關監護對外關系的規范，則主要是借助法定代理人概念(第23條、第163條)分散在若干單元，例如第一章“自然人”之第一節“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的第19條到第23條、第六章“民事法律行為”之第三節“民事法律行為效力”的第145條涉及被代理人(被監護人)從事法律行為的效力。

就對內關系而言，監護制度一方面僅涉及補足自然人的能力，與法人、非法人組織無關，另一方面近親屬是承擔監護職責的最優人選，因此監護本也屬于親屬法中的制度。[1]例如《民法總則》第26條規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負有撫養、教育和保護的義務”，“成年子女對父母負有贍養、扶助和保護的義務”。它實際上是在“監護”單元重復強調了《婚姻法》第21條前三款的內容。[2]這很好地體現了監護制度與親屬法的密切關系，監護往往是具有特定身份的家庭成員(如父母、子女、配偶)應擔當的職責。因此，本應承擔監護職責的人，如“依法負擔被監護人撫養費、贍養費、扶養費的父母、子女、配偶等”，不能承擔監護職責時，如“被人民法院撤銷監護人資格”的，“應當繼續履行負擔的義務”(第37條)。

不過，立法機關仍將“監護”放置在《民法總則》中的方案，首先尊重了法律規范的穩定性與歷史延續性，沿用了《民法通則》的體例。第二它也是為了滿足《民法總則》規范對外關系的需要：《民法總則》在對法律行為效力、民事責任承擔進行整體安排的情況下，必然會對被監護人行為在他與第三人之間的法律效果進行規范，[3]不可能繞過“監護”的概念，而監護的對內關系則是對外關系展開的前提和基礎。

未來中國的民法典當然可以維持這種體例;當然也可以將“監護”單元的內容放置到婚姻家庭(親屬)編之中，與其他親屬關系制度相互銜接，以便于親屬法內部關系規范的協調與適用，便于相關規則的落地。簡而言之，無論是從立法論還是解釋論的角度看，我們應當重視《民法總則》中規范對內關系的“監護”單元的規范與法律行為、民事責任等對外關系規范以及婚姻家庭(親屬)法相關機制的協調。而本文的研究對象以監護的對內關系為主，即《民法總則》第一章之第二節“監護”。

二、《民法總則》所展現的監護制度立法方向

本次《民法總則》監護制度的立法，曾被立法機關概括為“以家庭監護為基礎，社會監護為補充，國家監護為兜底，對監護制度作了完善。明確了父母子女間的撫養、贍養等義務，擴大了被監護人的范圍，強化了政府的監護職能，并就監護人的確定、監護職責的履行、撤銷監護等制度作出明確規定。”[4]

可以說，《民法總則》就監護制度的安排，旨在更好地實踐監護制度的立法目的——被監護人利益的最大化。[5]這既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也符合國際立法發展的趨勢。立法工作緊緊圍繞著“被監護人利益的最大化”展開。新立法較《民法通則》在整體上有如下四個方向性的重要變化。

(一)強調了監護制度解釋適用的原則

在此方面，《民法總則》明文強調了“被監護人利益最大化”原則，尤其突出對被監護人意愿的尊重。它在《民法總則》的很多地方均有所體現。例如，關于監護人的確立，《民法總則》要求，在發生爭議時或者在需要安排必要的臨時監護措施時，有關單位應按照“最有利于被監護人的原則”確立監護人(第31條第2款，第36條)。就協議監護、指定監護、監護人資格恢復等，《民法總則》強調要“尊重被監護人的意愿”(第30條，第31條第2款，第38條)。又如，關于監護人履行職責，《民法總則》要求監護人按照“最有利于被監護人的原則”行使監護職責，原則上不得處分其財產(第35條第1款)。未成年人的監護人，“在作出與被監護人利益有關的決定時”，應當綜合該未成年人的“年齡和智力狀況”，考慮和“尊重被監護人的真實意愿”(第35條第2款)。

而成年人的監護人“在履行監護職責時”，應當“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監護人的真實意愿”，保障并協助被監護人實施與其智力、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民事法律行為。對被監護人有能力獨立處理的事務，監護人不得干涉(第35條第3款)。

新立法重視被監護人對自己事物處理的意愿，突出對被監護人人格與權利的尊重，尤其針對成年人監護，已開始注意將傳統的“消極防御保護”與“積極輔助”被監護人相互結合。“被監護人利益最大化”也因此應當成為解釋適用監護規則的第一原則。

(二)擴大了監護制度的適用范圍

與《民法通則》比較，《民法總則》擴大了監護制度所保護的對象范圍，以充分發揮監護制度的功能。現行《民法通則》僅針對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設置了監護制度(第16、17條)，尤其欠缺成年人的監護機制。而《民法總則》在填補制度空白方面做出了的貢獻。一方面，成年人行為能力欠缺時，其監護人可以依據法律的規定直接確定;另一方面，成年人可以事先通過書面協議的方式為將來確定自己的監護人。具體說來，依據《民法總則》，無論是否為精神病人，成年人在出現民事行為能力欠缺的情況下也可以成為監護的對象(第28條);不僅如此，成年人如果擔心自己將來無法正常參與社會交易或生活，還可以預先選任好監護人(第33條)，未雨綢繆、防患未然。

(三)強化了政府的監護職能

與《民法通則》比較起來，《民法總則》在監護的每一個環節中均強化了政府的監護職能，使之全程參與，且扮演著“兜底”的角色。例如，在沒有依法具有監護資格的人的情況下，原則上應由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被監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具備履行監護職責條件的也可以擔任(《民法總則》第32條)。又如，監護人實施嚴重侵害被監護人合法權益的行為的，可以申請人民法院撤銷其監護人資格的有關個人或者組織未及時向人民法院申請撤銷監護人資格的，民政部門應當向人民法院申請(《民法總則》第36條第3款)。

與強化政府監護職能匹配的是，《民法總則》一方面取消了《民法通則》(第16條和第17條)有關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精神病人所在“單位”可參與到監護流程中的規定，另一方面擴大了非營利組織參與的可能性。

新立法強化政府全程參與并“兜底”，可以防止出現監護空白地帶，并有利于監護的專業化發展。需要強調的是，政府在履行監護職責的過程中，始終受到人民法院的監督。

(四)開始重視父母擔任監護人的特殊性

《民法通則》未采用歐陸法系區分“監護”與“親權”的傳統模式，其監護制度隱藏或者說混淆了親權的概念。[6]歐陸法系的傳統是，子女出生父母取得親權、負起照管義務;只有親權人喪失親權或者被剝奪親權時，才須為未成年人指定監護，以監護權補正未成年人的行為能力。《民法通則》“對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親權和監護制度未加區分，不適當地使用了英美法系的監護制度。監護制度在民法中的地位不明確，會造成民法體系的混亂”。[7]其主要問題在于，將父母與其他人的身份與職責混同。為此，《民法總則》在“監護”單元多次就父母擔任監護人的特殊性設立了特別規范，例如，父母當然成為未成年子女的監護人(第27條第1款);父母擔任監護人的，可以通過遺囑指定監護人(第29條);監護人資格撤銷以后的恢復僅限于被監護人的父母或者子女(第38條)。

進一步重視父母與其他人在監護領域的差異符合被監護人利益最大化的立法目的。父母子女關系本也屬于親屬法的內容，父母對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照管既是當然的權利，也是當然的義務，具有維護家庭成員共同生活秩序的功能，與監護制度理應有所區別。

綜上所述，在民法總則當中，對于監護有著重要的、明確的規定。未成年人的監護人不僅僅包括自己的父母，還包括了自己的其他直屬親戚。以上就是關于“民法總則中關于監護”是什么的全部內容了。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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