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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并購是公司企業并購的一種，是關系到兩個國家的企業之間產生的并購，也是兩個企業中一個企業以資金方式直接購買另一個公司股權或者直接將另一個公司買下的一種方式，更是拓展海外市場的一種常用手段。但海外并購有很大的風險，其中，海外并購的政治風險有哪些，律霸的小編來告訴你。

一、海外并購

海外并購是指一國，通過一定的渠道和支付手段，將另一國企業的一定份額的股權直至資產收買下來。海外并購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企業，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市場和兩個以上政府控制下的法律制度，其中“一國跨國性企業”是并購發出企業或并購企業，“另一國企業”是他國被并購企業，也稱目標企業。這里所說的渠道，包括并購的跨國性企業直接向目標企業投資，或通過目標國所在地的子公司進行并購兩種形式，這里所指的支付手段，包括支付現金、從金融機構貸款、以股換股和發行債券等形式。

2015年中國企業實施的海外并購項目總共有593個，累計交易金額401億美元(包括境外融資)，其中直接投資338億美元，占84.3%，幾乎涉及到國民經濟的所有行業。

并購的內涵非常廣泛，一般是指兼并(Merger)和收購(Acquisition)。兼并 —又稱吸收合并，即兩種不同事物，因故合并成一體。指兩家或者更多的獨立企業，公司合并組成一家企業，通常由一家占優勢的公司吸收一家或者多家公司。收購 — 指一家企業用現金或者有價證券購買另一家企業的股票或者資產，以獲得對該企業的全部資產或者某項資產的所有權，或對該企業的控制權。與并購意義相關的另一個概念是合并(Consolidation)——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企業合并成為一個新的企業，合并完成后，多個法人變成一個法人。

二、并購的特點和發展問題

(一)特點

1、規模增長

2002年，我國企業以并購方式對外投資額僅為2億美元，2003年達到8.34億美元，呈快速上升勢頭。2004年，僅聯想收購IBM個人業務一項交易金額即達17.5億美元。據拉斯漢姆全球咨詢公司測算，2004年我企業境外并購額達70億美元。

2、對象集中

除一些資源性并購外，我國大多數非資源性并購都集中在歐美國家。前幾年，以并購中小企業為主。如上海電氣收購日本秋山印刷等。對歐美、日韓的并購案有所增加，一些企業開始嘗試規模更大、交易更復雜的大型企業或主營業務收購。如上汽集團、京東方、上海工業縫紉機等接連成功并購了韓、日、德、美等國的汽車、精密制造和電子企業;海爾集團收購美國第三大家電巨頭美泰克、都顯現出并購大型化趨勢。活動中仍是主要的支付方式，交易顯示，股票和其它證券的使用亦見增長。例如，京東方并購使用了6家國際金融保險機構的混合貸款，網通并購則采取了組建國際財團和整體談判的形式。2004年底的聯想并購案實際交易額高達17.5億美元，但現金支付的部分僅為l/3，其余2/3都是通過股票和債務收購。一些國內金融機構也積極介入，在并購操作中發揮著中介和財務顧問作用。

3、借助外資

中國企業在并購中展現了熟練的國際融資技巧。以京東方為例.收購現代TFr項目耗資3.8億美元。但京東方真正自有資金購匯僅6000萬美元，國內銀行借款9000萬美元。另外的2.3億美元，一部分通過BOE—HYDIS以資產抵押方式，向韓國產業銀行、韓國外換銀行、Woori銀行以及現代海商保險借款折合1.882億美元，另一部分，來自HYNIX提供的賣方信貸、通過BOE—HYI)IS以資產向HYDIS再抵押方式獲得抵押貸款。賣方信貸總額為3963萬美元。實際上。京東方憑借高超的融資技巧，以6000萬美元的自有資金就完成了3.8億美元的海外收購。演繹了標準的杠桿式收購。

(二)發展問題

1、我國有關海外并購的法律法規不夠完善

我國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對外投資法律體系，國內市場也缺乏相應的咨詢、擔保等中介機構和融資手段。企業進行跨國并購的決策審批程序繁瑣，效率低下，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企業跨國并購的順利進行，使得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結果使中國企業失去了很多難得的對外投資機會。

2、海外并購面臨國際法律法規的適應問題

包括東道國關于外國投資的法律規范以及國際商務行為需要遵守的法律規范。中國企業從事海外并購行為上必須關注法律環境的快速變化趨勢，采取適當的并購行為。

由于對當地法律的疏忽和陌生，許多中國企業在從事海外投資時遭致了法律麻煩。聯想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楊元慶就承認，聯想集團收購IBM的Pc業務百密一疏，沒有料到會受到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對該收購的審查。盡管最終安全通過審查，但其過程驚心動魄。因此，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過程中必須重視了解和遵守東道國的法律法規要求。

“不能用占領軍的心態去進行海外并購”。從盲目沖動到沉著理性

面對“惡婆婆”和各種攪局者，中國企業在評估監管風險與合規成本方面不容有絲毫懈怠。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家意識到，要想成功“走出去”，僅憑雄厚的資本和優惠的收購要約遠遠不夠，還需在掌握運用當地法律法規、參與資本市場和品牌公關等方面勝人一籌。

應該看到，中國資本仍處于“走出去”的戰略機遇期。相關數據顯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占全球總量僅1.5%左右，這與中國經濟、貿易地位和吸引外資規模遠遠不相稱。可以說，中國資本“走出去”的道路還很漫長，潛力無限。

更重要的是，在某些發達經濟體持續疲軟之際，西方企業對投資和市場的渴求不斷撞擊各種“中國投資威脅論”，意識形態的偏見可以擱置具體交易于一時，卻無力抗拒主導產業資本重構、資源重組的市場力量。

三、海外并購的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 如果兩國在經濟上是合作伙伴與互利共贏關系，東道國就會對中國企業到其境內投資持歡迎態度;如果兩國在經濟上是競爭甚至是敵對關系，東道國便有可能對中國企業的投資行為百般阻撓和刁難。為了保障本國經濟的發展以及國家安全，有些國家對于外資常常采取戒備的態度，如規定本國資源類企業不能被外國的國有企業收購，即使允許收購的，也要經過嚴格的審查和審批等。因此，進行海外并購，需要清楚地了解一些國家的敏感領域，比如能源、金融先進技術，特別是軍民兩用的技術和基礎設施等。

海外并購雖然對經濟發展有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國現階段的海外并購經驗的不成熟，會產生很多問題。海外并購涉及針織分先、法律風險、財務風險和整臺風險。其中最嚴重的就是海外并購政治風險，政治風險關乎一個國家的安全，也會時有 企圖的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經濟設置市場準入壁壘。海外并購在不成熟的今天，應該同時考慮對國家安全性的影響，來衡量海外并購的具體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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