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價格發現是證券市場的一個核心功能，那么對股價高低的衡量，就是判斷證券市場是否健康的一個重要基礎。一般地，我們用市盈率來衡量股市價格。但是，市盈率又往往受到質疑，因為它一般是用過去的盈利指標，而股價基本上是“前瞻性”的，所謂的有效市場假說就是認為現時的股價能及時反映所有的信息，包括未來的盈利信息。所以，即使過去的盈利指標是低的，但只要未來預期盈利率高，股價仍然可以高高在上，在這種情況下，就很難說高市盈率是非理性的。所以，客觀地說，市盈率的確有局限性。

指出局限性，并不是說市盈率沒有用。我們可以采取一些辦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這種局限性，譬如，可以用過去若干年(例如十年)的平均盈利率來計算市盈率。只要經濟增長、產業成長、企業發展具有一定的穩定性，過去十年的平均盈利率應該就能反映未來一段時期的盈利趨勢，用市盈率指標就能衡量股價是否偏離未來可能的業績。

應該指出的是，在上市公司行業分布全面、行業發展成熟的股票市場中，市盈率指標更能準確地衡量股票價格是否正常。如果上市公司的行業分布比較單調，特別是大部分上市公司所處的行業仍然處于成長期，前景還很不確定，盈利還很不穩定，那么過去一段時期的收益率就不能代表未來的趨勢，以過去盈利率計算的市盈率自然就不能作為“前瞻陛”很強的股價高低的衡量指標。像美國的那斯達克市場就是這樣，所以那斯達克指數在2000年暴跌后，其平均市盈率竟然要比暴跌前高得多，也要比紐約證券交易所高得多，這就是因為那斯達克市場的上市公司有相當多的企業(特別是那斯達克100指數企業)是新經濟企業，盈利很不穩定，甚至商業模式還不成熟。

當然，這也涉及到證券市場的專門化和投資者的分化問題。將前景尚不確定、盈利尚不穩定的企業放在一個專門的市場，將其風險同普通市場分開，可能更好一些，投資者也可以根據其財富狀況、對流動性的要求、對投資成熟期限的要求來決定其風險態度。如果其財富豐裕、所要求的流動性低、投資成熟期長，他大可以成為一個風險接受者，對高市盈率置之不理，將資金投資于不確定性高的市場。美國的那斯達克吸引的就是這樣一些投資者。

即使我們心悅誠服地接受市盈率指標，那么市盈率多高才算是正常的呢?是30倍，40倍，還是更高?其實，孤立地談論市盈率的絕對值無法說明問題，在比較中判斷股票市盈率指標更有意義。我們一方面可以以歷史上的市盈率來作縱向比較，另一方面可以以其他國家的市盈率來作橫向比較，同時，還可以與其他金融產品的價格同收益率的比值進行比較。縱向比較是一種老實的做法，但可能會有人說這是刻舟求劍，因為不同時代金融深化的程度不一樣，金融創新程度、金融市場結構和資金流向情況都會發生很大變化，投資者的風險態度、對投資成熟期的要求會出現分化。橫向比較也會遇到同樣的質疑。盡管這樣，橫向和縱向比較仍然是值得參考的。

自己同自己、現在同現在比較是最好的。也就是說，我們將股票同本國同時期其他金融產品進行比較，看看其他金融產品價格同收益率的比值與股票市盈率相差多大。這里要特別注意的是，不同金融產品的風險、流動性、返現成本、成熟期有很大差異，投資者所要求的風險升水和所期望的回報率也大不一樣，所以各自的價格同收益率的比值自然就相差很大。例如，簡單地以存款利息的倒數來同股票市盈率進行比較，就忽略了股票的風險升水。在國債市場發育比較好的國家，以短期國債價格同利息率的比值作基準指標，是非常有用的，就像銀行借貸雙方可以以央行的貼現率作為基準利率一樣。考慮風險升水后的股票市盈率應該要明顯低于國債價格同利息率的比值。當然，對風險的衡量并不容易，所謂的貝-塔系數的確定非常復雜，所以證券市場必須要有“精明的”(SOPHISTICATED)市場參與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發展各種金融產品和金融市場，特別是發展低風險的國債市場，非常有利于對股票市盈率進行判斷，非常有利于股市理性價格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