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提出：

何某(包括申請人魯某之子魯某某在內)等6人組成收購“天花粉”的合伙體。1988年，何某提起訴訟，一審法院經審理作出452號民事判決。在此期間，何某另以申請人魯某領取合伙體貨款為由提起訴訟，一審法院作出453號民事判決，判決魯某返還合伙體3萬元。魯某某對452號判決提出申訴，省高院指令二審法院再審后作出11號民事判決，明確453號民事判決確定由魯某返還合伙體的3萬元歸何某所有。何某于1993年向法院申請執行。1999年9月，因魯某拒不履行生效的民事判決，一審法院決定對魯某司法拘留15日。2002年5月，省高院指令二審法院對453號案件再審。二審法院經再審撤銷了453號民事判決，駁回何某對魯某的訴訟請求。2002年10月，一審法院裁定執行回轉。為此，申請人魯某以被錯拘為由要求一審法院對其進行國家賠償。

再看另一則案例：

村民朱某因故與執行公務的干警發生抓扯，被公安局以涉嫌妨害公務罪刑事拘留，繼而被檢察機關批準逮捕，并向法院提起公訴，開庭審理后，法院認為朱某妨害公務的行為顯著輕微尚不構成犯罪，遂判決其無罪。朱某以錯捕為由，向檢察機關請求國家賠償。該案經法院審理認為:

(一)朱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對其逮捕失卻合法性。法院認定朱某“妨害公務的行為顯著輕微尚不構成犯罪”，也就是說朱某雖然實施了妨害公務的行為，但它不具備犯罪的法律特征，沒有達到成立犯罪所必須的質的量的要求，僅只是一種違法行為;對違法但無罪的人進行羈押，顯然違反《刑法》的規定，說明檢察機關沒有準確把握罪與非罪的界限，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自由權，國家應該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二)對朱某的逮捕是“對沒有犯罪事實的人錯誤逮捕”。本案中，法院認定朱某“不構成犯罪”，是指朱某的行為欠缺構成犯罪的要件，自始自終就不是一種犯罪行為，與“不認為是犯罪”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因而不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十七條(三)項規定：“依照刑事訴訟法第十一條(新刑訴法第十五條)規定不追究刑事責任的人被羈押的”，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的規定，檢察機關不能免責。《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提起公訴的案件必須是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這是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的責任和義務，作為公民，面對的只是最終的法律評價，法院對朱某的最終處理決定是無罪的，就是對朱某“沒有犯罪事實”的法律確認，檢察機關對于“沒有犯罪事實”的人采取了逮捕的強制措施，國家就沒有理由不給予賠償。

(三)我國刑事賠償立法的宗旨就是為了充分保護受害人的利益，強調司法機關行為的準確性和合法性，制約權力的無限濫用。因而不能拘泥于法律條文的表面含義，避免對于法律條文的理解過于表面化，而忽視了刑事賠償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和本意。否則極有可能對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根本不構成犯罪的案件，錯誤地對行為人進行羈押。對此可能造成的損害，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與《國家賠償法》以"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取得國家賠償權利"為宗旨的立法意圖相矛盾，使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因司法機關的過錯而受損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合理的救濟和補償，不利于整個社會法治觀念的確立。

兩案的相同點：

一、魯某與朱某均被羈押。魯某因拒不履行生效的民事判決，被一審法院司法拘留;朱某被公安局以涉嫌妨害公務罪刑事拘留，繼而被檢察機關批準逮捕。

二、魯某與朱某被羈押的法律依據均被法院以生效判決撤銷。魯某被羈押的法律依據是其拒不履行生效的453號民事判決(該案經再審撤銷)。朱某被羈押的法律依據是其涉嫌妨害公務罪。法院審理后認為朱某妨害公務的行為顯著輕微判決其無罪。

三、魯某與朱某的合法權益均受到了司法機關的損害，申請國家賠償符合《國家賠償法》的立法意圖和宗旨。魯某被司法拘留，朱某被刑事拘留，繼而被逮捕。兩人的人身和財產權益都受到一定的損害。《憲法》第41條規定：“由于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規定取得賠償的權利。”

由此，我們似乎可以得出結論：應當支持魯某的國家賠償請求。

兩案的不同點：

魯某與朱某兩案之間是否有不同點呢?仔細分析不難看出，朱某被刑事拘留，他沒有別的選擇，他不可以選擇接受罰款、找他人擔保等方式來代替被刑拘，他也不能選擇抗拒執行，事實上他也抗拒不了;魯某則不然，在法院確定其返還3萬元后，他可以先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再繼續上訴或申訴，這樣，法院就不會依照《民事訴訟法》102條第6項對其實施司法拘留。

另外，從魯某與朱某被拘留的法律要件看，朱某被拘留逮捕是其涉嫌妨害公務罪,而后經法院審理，確認其不構成犯罪，因而對其拘捕喪失了法律基礎;而魯某被拘留是其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法院強制執行依據的是二審法院作出的11號民事判決(453號案件的判決內容)，這一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魯某拒不履行該生效判決的行為一經發生即成為客觀事實，魯某就具備了民訴法102條第6項的構成要件，雖然453號民事判決被撤銷，但魯某拒不履行生效判決的行為卻是無法消除的，魯某被拘留的法律基礎沒有消失，也就是說魯某被拘留是其拒不履行的行為，而非原判決本身，判決被撤銷不等于其已經作出的行為也消失，因此對魯某司法拘留并未因453號案件被撤銷而變為非法，其申請國家賠償沒有法律依據。

這樣講，對魯某或與魯某有相似情況的當事人來說是苛刻了些。一是魯某(或魯某們)可能經濟狀況一般，籌措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比較困難，即使有辦法籌集到履行義務的錢款，自己的生活會陷入困境或使自己的生產、生活受到重大影響;二是魯某們認為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存在差距，自己不應該也不愿意去履行法律強加給自己的義務，社會也沒有什么理由讓他們去履行一個不公正的判決。他們會本能的選擇抗拒執行，而社會大眾的心理也會偏向他們、同情他們、支持他們。

另一個后果：

如果對魯某們進行國家賠償，也就是說一份確定的判決將來可能被推翻當事人就可以拒不執行，這就帶來另一個更嚴重的后果，就是法的尊嚴受到了踐踏，法的適用和遵守遭到了損害。

分析：

我國憲法和法律具體規定了人民管理國家事務、社會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的各項權利;規定公民享有的各項民主權利自由，所有這些都是以相應的法律及其制度為保障，社會主義法制對保障公民權利的正確和有效行使具有重要作用，公民享有的各項民主權利和自由，只有在一個崇尚法制、法律和法院法官享有至高尊嚴的國度里才能得到切實保障。

從法理學的角度看，法的適用也即法律規范在社會生活中的運用和實現，包括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等四個方面，它一方面要求司法機關、國家行政機關及公職人員嚴格執行法律、適用法律;另一方面要求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公職人員和全體公民遵守法律，從而保證法律的實現。法院判決具有定訟止爭的功能，不管法院判決有無道理，是否正確，公民只能通過法定渠道尋求糾正，而在一生效判決被推翻前人們必須假定其公平公正并遵守。

人們是否能夠自覺遵守法律規范，很大程度上同他們的法律意識相聯系。人們對法律的本質和作用的看法，對某種法律和行為的評價，以及他們的法律知識和法律感，必然影響到他們對國家法律及其制度的理解和執行，影響到他們是否能自覺地遵守法律。如果公民對于法院的判決都采取懷疑的態度，如果當事人都以這樣那樣的理由，拒不執行法院的判決，如果一份確定的判決將來可能被推翻就否定其效力，則全社會就會形成一股茂視法律否定法院裁判權威的不良風氣，法制權威無法樹立，建立法治國家就成了一句空話。

司法權威是外部對法院司法活動的一種肯定性的、帶有內心信任性的、并且愿意服從的一種心理狀態。司法權威的基礎是司法公正，但是，司法權威不僅僅來源于司法公正，還來源于司法活動的確定性。舉例說，一個生效判決，如果發現確有錯誤，可以通過再審程序糾正，糾正后的判決才體現了司法公正，然而一個判決只要生效了，即使被懷疑是錯誤的，但在經過法定程序被改變之前，就應該具有確定力、約束力和執行力，就具有司法權威。所以，“司法公正是司法權威的基礎，同時，司法權威也包含了在個別不公正時候的‘司法專橫’，這種‘司法專橫’是司法權威所必需的，也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1，因為，如果沒有這種“司法專橫”，司法公正就會由于司法結果的不確定而無法落到實處。因此，司法權威就包括了司法公正和“司法專橫”兩方面的內容。那種在司法權威中只看到司法公正而否認“司法專橫”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觀點，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是行不通的。當然，現代合理的司法專橫僅指在經過法定程序改變之前，生效判決的假定正確性。這種假定正確性是社會公眾所不能推翻的，而只能通過法定程序按照法定主體的判斷來進行。“司法專橫”，是司法活動無法達到理想狀態下的無奈之舉，因為司法處理的是社會事務，對社會事務的判斷，其正確性和妥當性是難以客觀驗證的，因此，如果社會公眾對法院判決抱有輕蔑的態度，則不論判決理由如何充實、程序如何嚴謹、結果如何準確，都可以對其做無休止的質疑和抨擊。所以司法權威的頹傾，不僅損害了法院的形象，更嚴重的是使法院的判決失去了定紛止爭的功效，這是整個社會的悲哀。

而從既判力的角度看，“案件的審理尋求在當事人之間實現司法公正，并結束他們之間的沖突。一旦在當事人之間訴訟程序按照司法方法已盡其所能，法律就不允許重新發生沖突，除非有特殊情況。”2

既判力在確定案件爭議事實方面的作用，按照古羅馬人說法就是“既判的事實，應視為真理”。按照既判力的概念，法院對案件作出終審裁判之后，或上訴期屆滿時當事人放棄上訴權之后，在制度上，應視為司法對糾紛的最終解決。否則，所有的糾紛在本質上就都具有“尚未真正解決”或“尚未處理完畢”的性質，成為“永難縫合的傷口”，司法解決糾紛的職能和權威也必然因那些永不平息的沖突而受到不可彌補的損害。

社會糾紛有如社會機體的病變，如果沒有既判力來使涉訟糾紛關系形成穩定明確的新的權力義務關系，就如同讓一個個“病灶”總是處于隨時可能發病的狀態，這對于維護社會正義和良好秩序也是有害的。美國第七巡回上訴法院在一次判決中，這樣說明既判力的價值，“既判事項旨在確保司法判決的總局性，它不是一個更具技術性的實務或程序事項，它是一個基本的關涉到公共政策和私人安寧實質正義的規則，它鼓勵當事人信賴司法判決，阻止騷擾訴訟，并使法院能夠脫身來解決其它的糾紛，其執行對于維持社會秩序來說是根本性的”。3

結論：

“兩害相權取其輕”，利和害是一個矛盾的兩個方面，沒有什么只存在絕對的利，也沒有什么只存在絕對的害，人們只能在利害兩個方面進行比較、權衡從而決定取舍。當事人因違反《民訴法》106條第6項被拘留，后據以執行的判決被撤銷的，如果得不到國家賠償的補救，則其合法權益確實受到了損害;如果賠償，則其拒不履行生效判決的行為就得到了法律的肯定，法的權威就遭到了損害，既判力的原則就難以確立，在我國這一法制意識本就淡薄的國度里危害猶烈。兩害相權，魯某提出的國家賠償確認請求，不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有一點必須明確，對生活困難、確實無力籌措法律文書確定義務的當事人實施司法拘留，屬于對《民事訴訟法》102條第6項的理解和執行錯誤，當事人應當得到國家賠償救濟。

綜上，法院根據已經生效的法律文書，決定對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義務的被執行人予以司法拘留，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的規定。司法拘留的決定和實施并無違法之處。申請人魯某提出的確認請求，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民法院國家賠償確認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的相關規定，應予駁回。

1范*志《法院與社會沖突的法理解析》，載《法學》2004.11,第26頁

2[美]杰弗里.C.哈澤德、米歇爾.塔魯伊著：《美國民事訴訟法導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頁。

3湯維建主編《美國民事訴訟規則》中國**出版社2003版第3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