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海集團有限公司因與佛山市商業銀行借款合同糾紛一案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2）粵高法民四終字第142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中海集團有限公司(China Sea Corporation Limited)。住所地：香港中環干諾道中148號粵海投資大廈十一字樓B1。
法定代表人：徐峰，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周炳星，廣東凡立三聯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原審被告）：佛山市商業銀行。住所地：廣東省佛山市祖廟路18號。
法定代表人：劉烽，行長。
訴訟代理人：茍晟、鄧宏平，均是廣東華法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中海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中海公司）因與佛山市商業銀行（下稱商業銀行）借款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01)佛中法經初宇第432號，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審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2001年9月19日，中海公司向原審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從1997年4月16日起中海公司、商業銀行雙方以明珠樓物業沖抵南海漁村欠中海公司港幣1，500萬元借款的事實行為合法有效；中海公司足額償付從1997年4月16日至給付之日止由其委托中海公司代為持有明珠樓物業并為其墊付明珠樓物業按揭供樓款，至2001年6月30日共計港幣13，945，816.01元；中海公司足額償付從1997年4月16日起至給付之日止，由中海公司代為墊付的明珠樓物業的各項相關費用，至2001年6月30日，共計港幣959，517．36元；商業銀行足額償付中海公司代為墊付按揭供樓款而貸款產生的利息，計港幣3，351，882.54元；商業銀行辦理明珠樓物業的過戶手續并全額支付由此產生的相關費用；本案的訴訟費用由商業銀行全額承擔。其事實理由如下：1995年5月27日佛山市城區信用社(下稱城區信用社)與南海漁村有限公司(下稱南海漁村)簽訂貸款協議，南海漁村向商業銀行借款港幣3，000萬元。至1997年3月南海漁村己向商業銀行償還貸款港幣1，500萬元，尚欠港幣1，500萬元未還。由于中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峰兼任南海漁村的董事長，因此雙方協商，以中海公司在香港的物業(香港士丹利街明珠行16、17層物業，以下簡稱明珠樓物業)為南海漁村沖抵所欠商業銀行的債務。1997年4月12日，城區信用社經辦人許賢鋒專程赴港，代表城區信用社辦理了明珠樓物業的移交事宜，并向中海公司出具收據一份，確認“接受中海集團有限公司移交來明珠行16樓及17樓鎖匙各兩把及相應的物業按揭契約等文件，由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六日開始，作為沖抵南海漁村有限公司欠佛山市城區信用社的債務壹千伍百萬元，”作為其已經接受明珠樓物業這一民事法律事實的依據。另許賢鋒還將該收據正式交給中海公司購買明珠樓物業的按揭銀行香港新華銀行大角咀支行的負責人，作為其接受明珠樓物業和請求該銀行變更明珠樓物業的按揭貸款主體的文件之一。商業銀行還向中海公司及大角咀支行的負責人承諾，其將以一家香港公司的名義辦理明珠樓物業的過戶手續，但在此之前，先由中海公司代為持有明珠樓物業，其每月應支付的供樓按揭款項及有關費用等由中海公司代為墊付，然后再由其隔日匯款至中海公司帳戶。此后，商業銀行拖延至1997年11月28日起才開始償還中海公司為其墊付的供樓按揭款，直至償還至1998年5月，共6個月，計港幣1，902，899．43元，但從1998年6月起，商業銀行再未依約償付。后在中海公司的多次的催促下，1998年8月1 0日商業銀行向中海公司發出“佛商銀函字(1998)第01號回復函件”，“同意以明珠樓物業抵償欠我行城區支行的1, 500萬港幣的借款”，同時承諾，“我行以每尺8,300港幣的價格購入明珠行，物業厘印費、過戶費、有關稅費等一切費用由城區支行支付，日后的供樓責任和物業管理等費用，差餉等同樣由城區支行支付。”在中海公司的催促下，商業銀行于1998年12月29日交給中海公司人民幣100萬元，作為其履行“日后供樓責任”義務而償付給中海公司所墊付的供樓按揭款項的一部分，但自此以后商業銀行再未向中海公司償付已墊付的供樓按揭款。截止2001年6月30日中海公司共為商業銀行墊付供樓按揭款本息計港幣13,945,816．01元，墊付的管理費、稅金、差餉等物業相關的各項費用計港幣959,517．36元，為墊付供樓款而貸款所產生的利息港幣3,351,882．54元。中海公司不堪墊付，遂于2000年12月26日以公證送達的方式向商業銀行催促其償付已墊付的供樓按揭款。2001年3月19日和同年5月23日，在佛山市人民政府秘書長蘇明實的主持下，召開中海公司、商業銀行雙方及有關人員參加的協調雙方爭議的調解會，但終因商業銀行拒不償付中海公司已墊付的供樓按揭款而調解未成。目前，中海公司仍代商業銀行持有明珠樓物業，每月仍為商業銀行墊付供樓按揭款及各項費用，且經濟損失仍在繼續擴大。請二審法院依法判令商業銀行支付相關的款項。

商業銀行在一審時答辯稱：中海公司與商業銀行之間沒有任何合同或協議的法律事實，也沒有產生任何法律關系。中海公司所提供的全部證據中符合證據要件只有3份，第1份是公證書，第2份1997年4月12日許賢鋒出具的收據，第3份是1998年8月10日中海公司出具給南海漁村的復函。但第1份證據所能證明的只是證明有關文書送交給了商業銀行，并不能證明商業銀行認可文書中的內容，許賢鋒的收據并非商業銀行出具的，與商業銀行沒有任何關系，就該證據商業銀行咨詢香港吳少鵬律師，根據香港法律，中海公司的起訴沒有法律依據，至于第3份證據，是商業銀行與南海漁村之間的要約關系，與中海公司無關。中海公司所提交的其他證據材料均不符合證據的形式要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反映本案事實。綜上，中海公司的起訴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請求駁回中海公司的訴訟請求。

經審理查明：1995年9月20日，南海漁村與城區信用社簽訂流動資金借款合同，約定南海漁村向城區信用社借款港幣2，000萬元，期限3個月，自1995年9月20日至1995年12月20日，利率月息15‰，并約定了其他條款。

1995年9月15日，南海漁村與城區信用社訂立抵押貸款協議書，約定南海漁村以香港中環士丹利街60號明珠行1 6樓，17樓、香港淺水灣麗景道5號麗景花園八號座別墅為上述港幣2，000萬元貸款作抵押。同日南海漁村向城區信用社出具借款憑證確認收款。
1996年5月27日，南海漁村與城區信用社簽訂佛城信貸字(96)第18號貸款協議，約定城區信用社貸款港幣3，000萬元給南海漁村，期限從1996年3月21日起，提前20個工作日通知退款，直到還清全部借款止，利息年利率18％。同日，城區信用社與徐峰簽訂抵押貸款清單，約定以香港中環明珠樓房產為南海漁村港幣3，000萬元貸款作抵押。在佛城信貸字(96)第18號貸款協議和抵押貸款清單上均由許賢鋒作為城區信用社的代表在合同上簽名。

1996年12月10日城區信用社與南海漁村簽訂《還款協議書》，約定雙方根據佛城信貸字(96)第18號貸款合同，達成如下補充協議：至1996年9月30日南海漁村尚欠城區信用社貸款本金余額港幣2700萬元；南海漁村于1996年12月11日先歸還本金港幣700萬元，尚欠港幣2，000萬元盡快歸還。

1996年12月13日城區信用社與南海漁村簽訂還款協議書，約定雙方根據佛城信貸字(96)第18號貸款合同，達成如下補充協議；至1996年9月30日南海漁村尚欠城區信用社貸款本金余額港幣2，700萬元，南海漁村于1996年12月13日先歸還本金港幣200萬元，尚欠港幣1，800萬元盡快歸還。

1997年4月12日許賢鋒到香港辦理有關抵押房產的事項，并向中海公司出具一份《收據》，內容為“本人代表城區信用社，接受中海集團有限公司移交來明珠行16樓及17樓鎖匙各兩把及相應的物業按揭契約等文件，由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六日年開始，作為沖抵南海漁村有限公司欠佛山城區信用社的債務壹千伍百萬元。特立此據。”[Page]

1998年8月10日，商業銀行以佛商銀函字（1998）第01號《關于對貴公司抵償我行貸款本息的回復》復函南海漁村，明確南海漁村尚欠借款港幣 1，500萬元，且從1997年4月起未支付利息，現南海漁村提出以香港中環物業抵償，其答復意見為原則同意南海漁村將中海公司擁有的香港中環士丹利街明珠行物業抵償尚欠的港幣1,500萬元借款，具體操作由商業銀行以每尺港幣8，300元的價格購入明珠行，物業厘印費、過戶費、有關稅費等一切費用由城區支行支付，日后供樓責任和物業管理費用、差餉等同樣由城區支行支付，同時在南海漁村拿物業抵償欠款前，商業銀行要求南海漁村首先補支付1997年4月1 6日至1998年7月31日止共計472天的貸款利息，月利率15‰，合計利息港幣354萬元。

1998年1 2月28日城區信誠實業公司(帳號26627329966)開出金額人民幣100萬元的匯票，該款于12月29日轉入南海漁村479-242-0000938帳戶上。

中海公司在一審期間提交周淑嫻律師證明的材料：1997年11月28日、1997年12月30日、1998年1月26日，1998年3月1 3日、1998年3月30日、1998年5月8日存款戶名為中海公司，存款帳號為031-363-0-00511-3的帳戶上分別有金額為港幣313，931.36元、313，931.36元、313，931.36元、321，158．49元、321，158．49元、318788．37元等6筆款項往來的發生。但指示付款人簽章欄部分在復印時卻給故意遮蓋了，沒有復印出來，因此指示付款人是誰不清楚。中海公司主張上述款項是商業銀行向中海公司匯的，用以支付供樓款項。在二審調查時，商業銀行表示沒有向中海公司匯付過上述的款項。
經廣州市公證處公證，中海公司于2000年12月26日致函商業銀行，要求商業銀行在收到函件后10天內將其已代墊付的71期按揭款港幣11,328,848.73元予以返還。
在一審期間，受中海公司的委托，何繼昌律師出具了法律意見書，主要有如下內容：1、香港實施成文法、普通法和衡平法，訴訟時同時考慮和實施這3種法律：2、香港成文法例主要是香港法例第219章《樓宇轉讓及房屋條例》第3、4、5條；3、根據香港普通法，協議可以根據口頭或書面或行動成立，成文法就某些合同有其它規定者除外；沒有根據第4條的規定制訂的契據或合同并非無效，只是不可強制執行；4、衡平法中關于土地權益的信托主要分為3種：①明訂信托，②默示信托、歸復信托，③法律構定信托；衡平法中有“不容否認”的原則。
在一審期間，受商業銀行的委托，劉嘉華律師出具了法律意見書，主要有如下內容：按香港法例第219章《樓宇轉讓及房屋條例》第4條，所有房地產的正式業權轉讓必須以契約形式處理；第3條所有物業買賣或其他形式處理物業的行為，必須以書面形式，并由轉出方的代表簽署方為有效；第44條要進行按揭，不論首次按揭或其后的按揭，均要以契約形式處理。

查，中海公司是在香港注冊成立的企業。商業銀行是廣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準登記成立的企業，已依法領取了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核發的金融機構營業許可證。城區信用社已改組為商業銀行屬下的城區支行。

香港法例第219章《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即原審各方所稱《樓宇轉讓及房屋條例》）第3條規定“土地合約須以書面作出（1）除第6（2）條另有規定外，任何人不得根據任何土地銷售合約或其他土地處置合約提出訴訟，但如該訴訟所根據的協議或該協議的某備忘錄或摘記是以書面作出，并由被告的一方或該一方就該目的而合法授權的其他人簽署，則屬例外。（2）本條適用于在任何時候訂了的合約或其他產權處置，而對于部分履行有關的法律或由法院頒令的售賣則無影響。”，第4條規定“土地的法定產業權只可以契據予以設定、終結或處置。

在一審期間，中海公司提交了一份經上海市公證處公證的原新華銀行大角咀支行高級主任梁佳國的聲明書，梁佳國在聲明書中稱當時中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許鋒告之他，說中海公司將明珠行16、17樓物業轉給城區信用社用來抵債，由于新華銀行是該物業按揭貸款的銀行，問這筆買賣是否能做？梁佳國表示無論誰買了該物業，都要向銀行支付按揭款，故其代表大角支行同意中海公司和城區信用社之間的交易。

在二審期間，中海公司提供了一份經香港律師何繼昌公證的《證明書》，該證明書載明中海公司所支付的“香港明珠行16、17層”供樓按揭款、管理費、差餉費、保險費及利息等材料，在各相應的材料上，何繼昌蓋上“查證屬實”章。該證明書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蓋上了公證文書轉遞專用章。二審期間，中海公司據此主張該司從1997年4月至2001年6月30日，為商業銀行代墊了明珠樓物業按揭供樓款港幣13，834，528.75元；明珠樓物業管理費港幣698，256元、差餉費港幣144，788元、保險費港幣116，473.36元；為支付按揭供樓款而貸款產生的利息計港幣3，322，541.76元。以上共計港幣17，274，837.87元。商業銀行對上述證明書表示：1、證明書是由何繼昌辦理的公證，何繼昌是中海公司法律意見書的出具者，應當回避；2、本案的證據提交超出了原審中提交的證據材料，已過了舉證期限，應當不予認定；3、提交的是英文，不具有作為證據的形式；4、公證書沒有核對原件。綜上，商業銀行認為《證明書》沒有辦法判斷真偽，故對中海公司所請求之數額不發表意見。

案經原審法院審理后認為：中海公司是香港的企業，因此本案屬涉港的經濟糾紛。雙方當事人沒有約定解決糾紛適用的法律，而本案是中海公司主張以位于香港中環士丹利街明珠行的物業抵償原南海漁村欠城區信用社的貸款，及由此引發的中海公司代墊按揭款的糾紛，根據最密切聯系原則，本案爭議的解決應適用香港的法律。許賢鋒曾代表城區信用社與南海漁村簽訂佛城信貸字(96)第18號貸款協議和抵押貸款清單，因此就該合同項下的債權債務的處理，無論許賢鋒是否經城區信用社的授權，在城區信用社沒有明確不予授權的情況下，中海公司有理由相信許賢鋒代表城區信用社向中海公司出具收據同意以房產抵償南海漁村所欠借款的行為依然代表了城區信用社。因此許賢鋒向中海公司出具收據應視為是城區信用社的授權行為，該行為的法律后果應由城區信用社或商業銀行承擔。根據何繼昌律師的法律意見，關于房產業權的轉讓沒有根據香港法例第219章第4條的規定簽訂書面的契約或合同的，并非無效，因此應認定城區信用社同意接受中海公司的以物抵債的行為有效，即商業銀行以明珠樓物業沖抵南海漁村欠商業銀行的借款的事實行為有效。對中海公司的這一請求，法院予以支持。雖然雙方當事人以明珠樓物業抵償借款的行為是有效的，但是中海公司就其墊付供樓款、墊付明珠樓物業的各項相關費用等主張舉證時，未按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辦理相應的公證認證手續。法院在第一次開庭審理本案時已明確告知雙方當事人應分別就其提交的證據材料辦理公證認證手續，并相應延長了舉證期限。但中海公司仍未就此向法院提交合法有效的證據材料。綜上所述，中海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沒有事實依據，依法應予駁回。原審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86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香港法例第219章《樓宇轉讓及房屋條例》第4條的規定，判決如下：一、城區信用社同意接受中海公司的以明珠樓物業抵償南海漁村所欠城區信用社的借款的行為有效。二、駁回中海公司有限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人民幣107，686元由中海集團有限公司承擔。

商業銀行，中海公司均不服原審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
商業銀行上訴請求：1、依法撤銷原審判決書第一項判決，改判駁回中海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2、判令中海公司承擔本案的全部訴訟費用。其事實和理由如下：原審法院關于確認城區信用社同意接受中海公司的以明珠樓物業抵償南海漁村所欠城區信用社的借款的行為有效的第?項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依法應予以撤銷。本案中根本不存在任何合法有效的以物抵債的協議，本案中商業銀行和中海公司雙方當事人也根本沒有實施任何合法有效的以物抵債行為。[Page]

一、許賢峰沒有取得我行的授權，根本無權代表城區信用社，而且我行也已經在新聞媒體上公開聲明明確表示不予授權，許賢鋒個人單方面于1997年4月11日出具《收據》的行為，依法不能視為城區信用社的授權行為。1、許賢鋒個人出具的《收據》是一個無權代理行為，我行也已經在新聞媒體中明確發布公告，聲明未經合作銀行領導小組辦公室批準，任何人無權代表我行或城區信用社對外簽訂重大合同、協議等法律文件，顯然本案中商業銀行已經公開聲明明確不予以授權，對許賢鋒無權代理所實施的行為，商業銀行依法無須承擔任何民事責任。（1）、1997年4月12日許賢鋒既不是城區信用社的工作人員，更不是城區信用社法定代表人，城區信用社也沒有授權許賢鋒辦理以物抵貸的事宜。實際上，中海公司也明知許賢鋒并未持有城區信用社的授權委托書，無權代表城區信用社實施上述行為。(2)、商業銀行(前身為“佛山市城市合作銀行”)己于1996年10月31日在公共媒體上依法發布公告，在1996年10月31日至1997年7月7日期間下屬信用社對外簽訂的重大合同、協議等法律文件，均須報合作銀行領導小組辦公室批準，凡未批準的，合作銀行概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在公告期內1997年4月12日，許賢鋒個人出具的收據顯然未經批準，當然許賢鋒也無權代表城區信用社實施上述行為。1996年10月31日，根據國務院[1995]25號文《關于組建城市合作銀行的通知》及中國人民銀行《關于佛山市開展城市合作銀行組建工作的批復》(銀復[1996]339號文)的規定，佛山城市合作銀行（現名商業銀行）已開始籌建，并依法成立了佛山城市合作銀行籌備領導小組。籌備領導小組根據上述兩文件的要求于1996年10月31日已在媒體上公開發布了“佛山城市合作銀行籌備領導小組公告”，公告明確指出了在合作銀行組建期間，合作銀行籌備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將對加入合作銀行的信用社人、財、物行使監督權和管理權，自公告發布之日至合作銀行正式成立，上述信用社對外簽訂的重大合同、協議等法律文件，均須報合作銀行領導小組辦公室批準，凡末批準的，合作銀行概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城區信用社系加入合作銀行的信用社之一，1997年7月7日，佛山城市合作銀行正式成立。而1997年4月12日，在佛山城市合作銀行組建期間，許賢鋒個人就1500萬港元貸款的處理事宜出具的上述收據并未經城區信用社授權，也未報經佛山城市合作銀行籌備領導小組辦公室批準，我行依法無須承擔法律責任。2、1998年8月10日，我行對南海漁村的復函也充分證實了我行對許賢鋒行為的否認。1998年8月10日，我行還向南海漁村主張自1997年4月16日起的利息，如果我行已經授權許賢鋒同意自1997年4月16日以物業抵債了，何來要求南海漁村支付1997年4月16日后的利息。3、許賢鋒雖然曾作為城區信用社的代表在1996年5月與南海漁村簽訂的有關貸款文件上簽過名，而在1996年12月后雙方再簽訂還款協議時，許賢鋒就已不再是城區信用社的代表。顯然不能認定任何第三人就有理由相信1996年5月以后的任何時間內許賢鋒就有權代表城區信用社處理上述貸款，甚至包括與第三人口頭達成房地產轉讓抵債協議。

二、許賢鋒個人所出具的收據，根本不具有物業所有權轉讓的法律效力。中海公司也依法不能據此主張由商業銀行承擔支付其后的物業按揭供樓款的責任。 1、許賢鋒收到中海公司提交的明珠行16樓及17樓鎖匙各兩把，只是取得了該物業的進出權，根本不能代表其對該物業取得了法律擁有權，顯然鎖匙完全可以復制無數把的。許賢鋒根本不能憑其持有的鎖匙而對明珠行物業主張任何所有權。許賢鋒出具的收據更不具有處置物業所有權的法律效力，香港的法例219章第4條已經明確規定“土地的法定產業權只可以契據予以設定、終絕或處置。”2、許賢鋒的收據的意思表示只是自1997年4月16日起將明珠行物業沖抵1，500萬元債務，并沒有將明珠行物業1997年4月16日起以后的供樓責任一同抵債的意思表示。如果中海公司同意許賢鋒的意思表示，認為該收據是一份以物業抵債協議，那么這個時候中海公司應在1997年4月16日前將明珠行物業的按揭貸款全部還清，解除銀行抵押，取得該物業的所有權之后，并辦理物業過戶的手續后，同時1，500萬元債權債務消滅。許賢鋒關于接受中海公司移交的明珠行物業鎖匙及物業按揭契約等文件，自1997年4月6日開始作為沖抵南海漁村所欠城區信用社的1，500萬元貸款的意思表示，實際上根本沒有任何的法律意義，也不能產生任何法律效力。(1)、取得明珠行物業鎖匙及物業按揭契約不能代表取得明珠行的所有權。顯然明珠行物業鎖匙及物業按揭契約根本不具有財產價值，也不可能用于抵償債務，許賢鋒關于用明珠行物業鎖匙及物業按揭契約等文件，沖抵南海漁村所欠城區信用社的1,500萬元貸款的意思表示顯然毫無法律意義。(2)、上述收據只是許賢鋒個人單方面的意思表示，何況其還無權做出上述意思表示。并且在許賢鋒出具收據后，無論是南海漁村或是中海公司從未出具過任何同意以物抵債的文件，沒有辦理以物業抵債的任何手續，也從未不主張過辦理上述手續。許賢鋒關于“自1997年4月16日起將明珠行物業沖抵1，500萬元債務”根本就沒有得到南海漁村或者是中海公司的同意，也根本沒有得到實際履行。4、中海公司向許賢鋒提交的鎖匙及按揭契約不是契據，不具有處置物業產權的法律效力，事實上至今許賢鋒僅僅持有的是明珠行物業的兩把鎖匙及按揭契約其自己單方出具的?份收據，根本不可能對明珠行物業行使任何所有權。5、此外，中海公司在許賢鋒出具收據以后長達四年的時間，一直擁有該物業，未出具過任何同意以物抵債的文件，不辦理以物業抵債的任何手續，也不主張要求辦理上述手續，顯然中海公司并不同意將該物業沖抵貸款。在四年之后，該物業的價值已經下跌了大半，無法回升的情況下，為轉嫁損失竟然主張以物抵貸已經成立，房產所有權已經轉讓了。中海公司的主張，不但超過了訴訟時效，也毫無事實和法律依據。很顯然，在其后四年，如果該房產價值一直在上升，超過了當時的價值，中海公司還會說該物業早已經以物抵貸，其只是代為持有嗎？如果那樣的話，許賢鋒能夠憑幾把鎖匙和自己出具的收據能證明已經以物抵貸，對該物業主張所有權嗎？

三、本案中，如果按照中海公司所闡述的明珠行物業系按揭房產，未經貸款銀行書面同意，明珠行物業根本不可能用于抵債，中海公司也根本無權將上述物業用于抵債。如果按照中海公司所述明珠行物業系按揭房產，根據香港的法律規定，顯然在借款人尚未償清貸款前，該物業的所有權屬于貸款銀行所有的，如無貸款銀行事先書面同意，在法定押記有效期內的任何時間，不得對該財產或其任何部分或其中任何權益作出轉讓、再劃分、押記或分租，或放棄管有，或作出其他方式的處理或處置，或訂立任何協議或作出任何安排以作出以上所述者。本案中中海公司要以物抵債，顯然首先要經貸款銀行的書面同意，并必須辦理有關手續。但是本案的事實是，貸款銀行根本沒有出具任何書面文件同意將該物業用于抵債。

四、在本案中根本就沒有存在有中海公司所謂的“代為持有”的法律關系，我行也根本無權實際上也從來沒有委托過中海公司“代為持有”上述物業。“代為持有”本身就是本案里面中海公司所杜撰出的一個毫無法律意義的概念。本案中，香港明珠行物業的所有權自始至終未發生轉移，我行根本從來就未實際取得過該物業的所有權，也根本無權實際上也從沒有委托過中海公司“代為持有”上述那些的物業，也根本不可能存在我行去委托中海公司“代為持有”該物業的事實。我行既然沒有取得對該物業的所有權，當然更沒有支付該物業差餉、物業管理費用等費用的義務，而且香港政府根本無權也根本不會向我行收取差餉。[Page]

五、原審法院根據中海公司委托的何繼昌律師所出具的法律意見，關于房產業權的轉讓沒有根據香港法例第219章第4條的規定簽訂書面的契約或合同的并非無效，因此就直接判定本案以物業抵債有效。其邏輯存在嚴重的錯誤，其適用法律也完全錯誤。本案物業轉讓是否有效的問題，香港劉嘉華律師的法律意見已明確指出了根據香港法例219章第3條、第4條、第44條的規定，本案根本不存在有效的物業轉讓契約。香港法例219章第4條已經明確規定了“土地的法定產業權只可以契據予以設定、終絕或處置。”對上述規定，何繼昌律師所提的香港法例219章第3(2)條、第5(2)條、第7條并無例外規定。即使按何繼昌律師所述根據香港法例第219章第4條的規定簽訂書面的契約或合同的并非無效，但同時何繼昌律師已指出是不可強制執行的。3、何繼昌律師是根據中海公司所提交的全部證據及其所陳述的事實出具法律意見的，但原審法院業已查明和認定的事實與何繼昌所依據的主要事實并不一致，顯然何繼昌律師的法律意見根本不能適用于本案的事實。4、原審法院根據何繼昌律師的法律意見，關于房產業權的轉讓沒有根據香港法例第219章第4條的規定簽訂書面的契約或合同的并非無效，就直接認定本案以物業抵債有效，其邏輯上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根據原審法院的邏輯，沒有根據香港法例第219章第4條的規定簽訂書面的契約或合同的并非無效就?定有效了，而事實上即使不一定無效，也不會就一定有效。原審法院認定本案以物業抵債有效根本就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六、即使按中海公司所述其向香港新華銀行支付了按揭供樓款及利息，中海公司人承擔向香港新華銀行支付按揭供樓款及利息的民事責任也是因為中海公司與新華銀行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依法與我行毫無關系。如中海公司向香港新華銀行支付按揭供樓款及利息，是因為其與新華銀行簽訂了貸款協議，其借了新華銀行的錢，而依法應承擔的分期還款義務。明珠行物業只是抵押物，銀行對該物業有優先受償權而已。無論明珠行物業被做出何種處分，在中海公司所欠銀行的貸款未還清之前，中海公司依法仍負有分期向銀行支付按揭款及利息的還款義務，中海公司因新華銀行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而承擔向香港新華銀行分期支付按揭款及利息的民事責任，這與我行顯然毫無關系。我行又沒有向新華銀行借過錢，何來承擔還本付息的義務?

七、本案中中海公司對我行所提起的訴訟已超過了訴訟時效期間。我行與中海公司之間沒有簽訂過任何協議，也未發生過任何民事權利義務關系。我行僅僅于1998年8月10日就下屬城區支行與南海漁村貸款處理事宜致函南海漁村，我行的上述函件實際上只是我行單方面對南海漁村的一個要約，有具體明確的相對人即債務人南海漁村而不是中海公司，且明確指出“同意南海漁村有限公司將其擁有的香港中環士丹利街明珠行物業來抵償欠我行城區支行的1,500萬港元借款”。但事實上，香港明珠行物業并非南海漁村擁有的物業，顯然該要約的意思表示實際上因無法成立而毫無法律效力。同時該函件明確附有要求南海漁村先向城區支行支付利息3，540，000港元的條件，對以物業抵債附有實質性的條件。但南海漁村并沒有向我行支付上述3，540，000港元的利息。南海漁村收到該函件后，并沒有做出任何承諾。南海漁村并無向我行支付上述3，540，000港元的利息，也未辦理任何過戶以物業抵貸的手續，況且香港明珠行物業還并非南海漁村擁有的物業。顯然因此我行所作的上述要約并未能產生任何法律效力。退一萬步講，如果中海公司認為我行的行為損害了其合法權益，要承擔締約過失責任，中海公司也應在2000年8月10日前向我行主張權利或提起訴訟。中海公司對我行提起的本案訴訟顯然已超過了訴訟時效期間，其訴訟請求依法應予以駁回。綜上所述，本案中以物抵債根本沒有成立，至今香港明珠行物業所有權沒有發生任何變更。因為香港物業樓價嚴重下跌，中海公司為了轉嫁樓價下跌造成的巨額損失，竟然長達三、四年之后對我行提起本案訴訟，企圖主張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以物抵債協議，以達到將其依法應向貸款銀行承擔的還款責任轉移給上訴人的非法目的。其訴訟請求顯然毫無事實和法律依據，也早已超出了訴訟時效期間，其訴訟請求依法應予以駁回。

中海公司對此答辯稱：1、許賢鋒作為城區信用社的代表和工作人員處理南海漁村有限公司的借款事宜是一個不爭的事實；2、許賢鋒所出具的收據證明了1997年4月16日明珠物業沖抵南海漁村有限公司對商業銀行出具的復函均證明了明珠行供樓責任自1997年4月16日起一同抵債的事實，即證明了從1997年4月16日起，明珠行物業的供樓責任由商業銀行承擔的事實，明珠行物業的風險從交付之日起轉移至商業銀行；3、以明珠行物業沖抵南海漁村有限公司對商業銀行1，500萬元的債務已由交易雙方知會貸款銀行；4、既然明珠行的物業所有權已轉移給商業銀行，那么答辯人對明珠行物業的管理就是屬于信托性質或是無因管理性質，因此而產生的費用都應歸屬于委托人或者所有權人承擔；5、何繼昌律師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是客觀全面的，符合香港法律的基本原則；6、答辯人為商業銀行代墊的款項理應由商業銀行承擔；7、中海公司的訴訟請求是在法律規定的訴訟時效內提起的，符合法律規定。

中海公司上訴請求：1、撤銷原審判決第二判項；2、判令商業銀行償付2001年6月30日止中海公司所代墊的供樓按揭本息13，945，816.01元港幣，管理費、稅金、差餉等物業相關的各項費用950，517.36元港幣，為墊付該供樓款而貸款所產生的利息3，350，882.54元港幣；3依法判令商業銀行承擔一、二審的訴訟費用。其事實理由如下：一、一審判決認定了城區信用社同意接受中海公司以明珠物業抵償南海漁村所欠城區信用社的借款行為有效，但對物業轉移后由中海公司支付的與物業相關的費用的代墊事實的認定卻含糊不清，請求二審法院依法予以確認。二、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1、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83條第一款規定2002年4月1日尚未審結的一審、二審和再審民事案件不適用該規定。即該規定第11條第二款關于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證據是在香港、澳門、臺灣形成的，應當履行相關的證明手續的規定不適用于本案。本案的證據根本無須履行相關的證明手續、一審判決對該部分證據予以排除屬于適用法律錯誤。2、我司在一審過程中提供的證人證言證據均形成于境內，依法無需履行證明或認證手續。一審法院認為該證人證言必須履行證明或認證手續的判決沒有法律依據，顯屬適用法律錯誤。綜上，一審法院對我司在一審過程中提供的部分證據以未履行證明手續而不予采信，顯然屬于適用法律錯誤。二審法院依法應予糾正。我司一審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是確實充分的，依法應予支持。請二審法院依法改判。

商業銀行答辯稱：中海公司所稱的以物抵債不是事實，我方是與南海漁村公司有關系，許賢鋒出具的收據并不是以物抵債所達成的協議，我方是向南海漁村公司出具的函件。我方有以物抵債的意思表示，但是有前提條件，即南海漁村公司要先付清欠息354萬元。但是南海漁村公司都沒有答復，因此，以物抵債沒有實際履行，中海公司稱我方支付六期的按揭款沒有事實的依據，多次要求我方支付管理費稅金等費用沒有相關的證據。因此，中海公司的上訴是沒有事實和法律的根據的，請求駁回中海公司的上訴。

本院認為：中海公司依據許賢鋒開具的《收據》、商業銀行的復函等提起本案之訴，該司主張其以明珠物業抵償了城區信用社對南海漁村的債權，并請求城區信用社償還中海公司代其墊支的樓宇按揭款項。由于中海公司是在香港注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因此本案是涉港欠款糾紛。本案存在以下幾個法律關系：a.城區信用社和南海漁村之間的借款關系；b.許賢鋒和城區信用社之間的代理關系是否成立；c.中海公司和城區信用社之間以樓抵債的行為是否有效；d.中海公司起訴商業銀行是否過了訴訟時效。[Page]

關于城區信用社和南海漁村之間的借款關系。本案所涉借款合同的貸款人是內地的金融機構城區信用社（后變更為商業銀行），借款人是內地的企業法人南海漁村，由于本案貸款關系的債權人和債務人均為內地的當事人，借款合同的履行地也是在中國內地，故本案借貸關系的確認應適用中國內地法律。借款合同的簽訂是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內容不違反我國法律法規和社會公共利益，是合法有效的，因此，城區信用社和南海漁村之間的債權債務依法成立。

關于許賢鋒向中海公司出具《收據》的行為是否代表了城區信用社的問題。因城區信用社是內地的金融機構，許賢鋒亦是中國大陸居民，故對許賢鋒是否有代理權的認定應適用中國內地法律。許賢鋒曾是城區信用社的信貸經理，也是城區信用社和南海漁村簽訂佛城信貸字（96）第18號貸款協議和抵押貸款協議的代表，其專程到香港接收明珠行物業的鑰匙，出具《收據》，辦理以樓抵款，這些也是與許賢鋒經辦的貸款協議有關的事項。因此，無論許賢鋒是否經過城區信用社的授權，但在城區信用社沒有明確向中海公司或南海漁村表示許賢鋒不再代表城區信用社時，中海公司是有理由相信許賢鋒當時是代表城區信用社來辦理以樓抵債的事項的，故許賢鋒向中海公司出具收據，同意中海公司以房產抵償南海漁村所欠借款的行為是代表了城區信用社，該行為所產生的后果應該由城區信用社來承擔。此外，商業銀行向南海漁村的復函也表明銀行對該以樓抵債的作法是認可的，許賢鋒的行為并不違反商業銀行的意思表示。因此，原審法院認定許賢鋒向中海公司出具《收據》的行為代表了城區信用社是正確的，本院應予維持。商業銀行上訴稱許賢鋒的行為未經批準，銀行不應承擔責任，該主張理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關于城區信用社以明珠樓物業沖抵南海漁村欠銀行借款的行為是否有效的問題。本案所涉的樓宇物業在香港，中海公司也是和許賢鋒在香港進行移交明珠行鎖匙和物業按揭契約文件的，故根據最密切聯系原則，對以樓抵債行為是否有效的認定應該適用香港法律。中海公司和商業銀行也同意適用香港法律，并分別委托香港律師出具了法律意見書。商業銀行上訴認為許賢鋒出具的收據不具有物業所有權轉移的法律效力，因此以樓抵債的行為是沒有法律意義的。本案的事實表明，對于中海公司以樓抵債一事，開始有許賢鋒到香港接受樓宇的鑰匙和相應的物業按揭契約，出具收據，這時雙方已實際辦理了以樓抵債，此后城區信用社復函給南海漁村，表示同意中海公司以樓抵償南海漁村所欠的借款，這說明以樓抵債是城區信用社和中海公司之間的真實意思表示，城區信用社對許賢鋒接收樓宇，沖抵借款行為是認可的，而中海公司對以樓抵債亦無異議，故該份復函應視為是城區信用社和中海公司之間對以樓抵債所達成的一種契約。在一審時，雙方當事人所提交的香港律師的法律意見書都是依據香港法例第219章《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的有關規定作出的，該條例第4條規定“土地的法定產業權只可以契據予以設定、終絕或處置。”如上所述，城區信用社的復函被視為是雙方所訂立的一種契約，故本案所涉的以樓抵債的行為并無違反香港法律的規定。因此，原審法院判決城區信用社同意接受中海公司的以明珠樓物業抵償南海漁村所欠城區信用社的借款1，500萬港元的行為有效，該判決是正確的，本院予以維持。

關于城區信用社是否要向中海公司償付該司為樓宇所墊付的款項的問題。中海公司將樓抵償給城區信用社沖抵債務后，那么這時為明珠行所支付的費用，就是代城區信用社墊支的，而城區信用社在1998年8月10日的復函中也明確表示對于明珠行 “物業厘印費、過戶費、有關稅費等一切費用由城區支行支付，日后供樓責任和物業管理費用、差餉等同樣由城區支行支付”，這表明城區信用社是同意支付有關的費用的，因此，城區信用社須向中海公司償付該司為樓宇所墊付的款項。至于具體的款項，中海公司主張該司墊付了明珠樓物業按揭供樓款港幣13，834，528.75元；明珠樓物業管理費港幣698，256元、差餉費港幣144，788元、保險費港幣116，473.36元；為支付按揭供樓款而貸款產生的利息計港幣3，322，541.76元。以上共計港幣17，274，837.87元。由于中海公司在一審時未能按照要求辦理公證認證的手續，故原審法院據此駁回了中海公司該項訴訟請求并無不當。在二審期間，中海公司就其上述主張辦理了公證認證的手續，提交了《證明書》，對于該份《證明書》，商業銀行表示對《證明書》沒有辦法判斷真偽，中海公司所請求之數額不發表意見。由于商業銀行對中海公司所提的證據沒有提出充分的證據予以否定，且有關的證據是經中國委托公證人香港律師認證過的，故本院綜合全案的情況后對該份《證明書》予以認定，商業銀行應該向中海公司支付該司已墊付的款項共計港幣17，274，837.87元。

商業銀行上訴認為明珠行物業未經貸款銀行新華銀行的同意，是無權將該物業用于抵款的。根據中海公司一審提交的原新華銀行大角咀支行高級主任梁佳國的聲明書表明，當時新華銀行是知道并且同意中海公司和城區信用社之間以樓抵債的交易，故商業銀行的該主張理據不足，本院不予認定。

商業銀行主張本案訴訟時效的是從1998年8月16日始到2000年8月16日止，中海公司于2001年8月1日才起訴，已超過2年的訴訟時效。由于雙方當事人選擇本案所適用的法律是香港法律，而香港法律規定的訴訟時效是6年，故商業銀行的該主張缺乏事實和法律的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所述，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實體處理正確，但是因中海公司二審對部分證據辦理了公證手續，本院予以了確認，故對原審判決作部分的變更。商業銀行上訴無理，應予駁回，中海公司上訴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維持原審判決第一判項。
二、撤銷原審判決第二判項和中海公司承擔訴訟費的判決內容。
三、商業銀行應在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內，償還中海公司代墊的明珠樓物業按揭供樓款港幣13，834，528.75元；明珠樓物業管理費港幣698，256元、差餉費港幣144，788元、保險費港幣116，473.36元；為支付按揭供樓款而貸款產生的利息計港幣3，322，541.76元。以上共計港幣17，274，837.87元。

本案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107，686元，由中海公司承擔。一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107，686元，由商業銀行承擔，一審案件受理費由中海公司預交，商業銀行應承擔之數，由其與中海公司自行結清。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鄭新儉
審 判 員 鄭舜賢
代理審判員 廖云海

二00三年一 月七 日
本件與原本核對無異

書 記 員 李翔暉
謝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