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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
企業改革首先要轉變工會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面臨著市場化、民營化的壓力，企業改制的爭議集中在國有資產的流失上。不可否認，這是一個關系國計民生的現實問題。然而，“國有資產”實際上是一筆非常困難的賬，往往被企業經營不善造成的損失所抵消。比“國有資產”重要得多的是職工在改制過程中的利益問題，而正是這個被各方決策者忽視的關鍵問題，因為從理論上講，代表職工利益的工會或者根本不參與改制決策，或者即使他們參與，也完全是一種擺設——幾乎所有的工會成員都為老板工作，在所有問題上自然都為老板說話。在沒有利益代表的情況下，職工在改革中自然會吃虧
事實上，即使沒有制度改革，職工在企業內部管理和與自身待遇有關的事情上也沒有發言權。在職工集體組織能力不足的環境下，勞資差距不斷擴大，職工利益受到擠壓，不滿情緒積壓。體制改革給了企業“甩掉包袱”的機會，這往往意味著被淘汰的職工在體制改革中無法得到妥善安置；此外，國家提供的失業救濟不足以維持生計，因此企業重組很容易成為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通鋼改制后，下崗職工月收入不足300元。不滿、怨恨甚至暴力已經積聚了能量，最終在一個看似偶然的場合爆發出來。其實，早在2008年底，通鋼就曾發生過零星的暴力事件，一名廠長被工人殺害（由此可以看出，通鋼事件的性質并不是“少數幕后”煽動“不明群眾”鬧事的結果，但長期排斥和剝奪勞動者利益的必然結果；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今后還會有像林剛事件這樣的接班人源源不斷地出現要從根本上解決企業改制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就必須在改制過程中充分考慮和保護職工利益；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利益，必須在制度改革乃至日常管理過程中有效地體現勞動者的利益；為了代表工人利益，工人必須選舉自己的工會代表，“工人利益需要工會保護”這一簡單邏輯的普遍性已經被世界各國的勞資經驗所證明，中國也不能例外。當然，與農民不同的是，中國企業有工會，但大多數沒有工會。原因是他們不是工人自己選出來的，所以他們注定是老板的附庸，而不是工人的代表。既然你吃老板的飯，你就得聽他說，幫他“分憂解難”；如果工人和老板的利益發生沖突，他們自然應該站在老板一邊，否則連工作都保障不了。即使有幾個代表決心維護工人的利益，生活也會非常艱難。在去年的深圳勞資對話會上，我聽到了很多肆意刁難、打擊報復工會成員的故事。即使是維護他們的合法權利也是非常困難的。在當前形勢下，工會在管理和改組過程中不可能實質性地保護職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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