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

父親過世后，姚女士三姐弟得知繼母在父親生前，通過欺騙法院的方式取得了父親的監護人身份，后將父親名下的房屋以低價賣給了自己的親生兒子。為此，三人將繼母及其親生兒子二人告上法庭，要求確認房屋買賣合同無效。北京晨報記者昨天獲悉，朝陽法院一審判決該合同無效。

隱瞞法院賣房給親兒

姚女士三姐弟的父母離婚，后姚-父于1970年與鄭女士再婚。鄭女士與前夫育有一子徐某，孩子隨母親與繼父共同生活。據三姐弟說，從1970年起直至父親去世，姐弟三人均與父親保持密切聯系，無論是陪伴看望還是醫院守護，都盡到了作為子女的贍養義務。

1998年，父親單位分配了一套房子。2013年3月父親去世后，該房產應作為父親的遺產在各繼承人之間繼承，但他們后來去朝陽區房屋管理部門查詢發現，2010年9月，繼母在未告知姐弟三人的情況下，向法院隱瞞父親還有其他子女的事實，至法院宣告父親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同年12月，繼母以監護人身份將該房屋以52萬元的明顯不合理低價賣給親生兒子徐某。四個月后，徐某即用該房屋向銀行抵押貸款120萬元用于消費。

得知此事后，三姐弟向法院申請異議，后法院于今年10月撤銷了宣告姚-父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原民事判決書。

兩被告否認惡意串通

三姐弟認為，二被告為侵占父親名下房產而惡意串通，欺騙法院謊稱徐某是唯一子女，后將父親名下的房屋通過買賣的形式過戶到徐某名下。根據合同法的相關規定，雙方之間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無效。為此，要求訴確認二被告簽訂的《存量房屋買賣合同》無效，二人將該房屋協助過戶至父親名下。

庭審中，二被告否認惡意串通。鄭女士稱，丈夫晚年患帕金森病后，直至去世一直處于癱瘓狀態。徐某在與繼父共同生活過程中盡到了養老送終的義務，還在繼父生病初期帶其到美國治療。此外，丈夫生前就想將房屋贈與徐某，考慮到納稅問題才選擇了這種方式。

鄭女士說，2010年，因丈夫治療需要巨額醫藥費，而醫藥費的支出主要源自徐某，她不想從徐某處拿錢，于是就將房子賣給了他。而申請宣告丈夫無民事行為能力是基于房管局的過戶要求。宣稱徐某為唯一兒子是希望能簡化申請程序，并無惡意。房屋過戶當天，丈夫也到了現場。

律師解析：

二被告在隱瞞姚-父還有其他子女的情況下，首先通過宣告其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方式，使鄭女士取得了監護人身份。后在法院判決姚-父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第四天，鄭女士即作為法定代理人將他名下的房屋直接賣給自己與前夫所生之子，且無證據證明已實際給付。但四個月后，徐某就從銀行貸款120萬元用于消費，由此可認定二被告之間存在惡意串通。

二被告稱房屋的買賣系為了給姚-父治病，花費過高，不愿由徐某一人支出且姚-父一直有將房屋贈予徐某的意思，缺乏依據，法院難以采信。據此，一審判決二被告簽訂的房屋買房合同無效。因姚-父已去世，無法將房屋所有權恢復登記至其名下，故駁回三原告的該項訴訟請求。

“惡意串通”認定：

《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惡意串通并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無效。是否“惡意串通”系個人心理活動，對其認定應采取推定方式，在綜合分析相關證據的基礎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則》)第九條之規定，依照日常經驗、行為習慣等，根據蓋然性原則予以判斷和認定。當事人主觀心態如何，是認定是否構成“惡意串通”的關鍵，而主觀心態屬個人內心活動范疇，除當事人自行承認外，難以直接予以證實或查實，若僅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則分配舉證責任，要求主張權利的當事人承擔全部舉證責任，其基于客觀原因而導致舉證不能，進而敗訴的可能性較大，不具備可操作性。對于類似情況，采取推定方式完成舉證、認證則較為合理，即以當事人提交的證據或已查明事實的基礎上，依照日常習慣經驗，推理、判斷未知事實是否存在，并允許相關當事人進行反證、辯駁，只要存在高度蓋然的可能性，則可擇優判定某種事實，從而在最大限度內反映案件真實情況。《證據規則》第九條第一款規定，“下列事實，當事人無需舉證證明：…(三)根據法律規定或者已知事實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因此在民事訴訟過程中采取推定方式認定案件事實，符合法律規定。需注意的是，推定方式僅限于難以用證據直接證實的情況，推定事實仍需以可知事實為基礎或以有效證據佐證，并且不因采取推定方式而免除當事人需承擔的其他舉證責任。在認定是否“惡意串通”時，推定方式僅適用于認定當事人在實施某行為時是否故意而為之的心理狀態，對于當事人基于該行為是否牟取了利益，主張權利的對方當事人仍需舉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