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行公司法關于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制度評析。

股權轉讓是指公司股東依法將自己的股份讓渡給他人，使他人成為公司股東的民事法律行為。[1]依據公司法原理，股東依法出讓其在公司中的股份，公司股東或其他人依法受讓出讓的公司股份，股份轉讓的法律后果只涉及公司股東的變更或股東所占有股份的變更，公司及其財產并不發生任何變更。

我國《公司法》主要規定了兩種公司類型，即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因此，股權轉讓合同，也相應包括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兩種股權轉讓合同。因有限責任公司具有人合性和社團性的特點，股東之間的合作是以信任為基礎，能否成為公司成員并接受公司對其成員的約束，應當以投資者的真實意思為前提，故相對于開放型的股份有限公司而言，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轉讓受到更多限制。這些限制的存在使得對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審查很難把握。另一方面《公司法》對于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轉讓股權的規定比較少，主要集中在《公司法》第35條和36條，包括了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轉讓股權的四項制度：股東內部股權自由任意轉讓制度、股東向股東以外的第三人轉讓股權限制制度、股東優先購買權制度和股權轉讓登記制度。現在看來，這些制度制定得過于簡單粗礦，可訴性不強，導致公司股權轉讓方面的糾紛(更多指因制度設計缺陷所導致的糾紛)增多，也讓司法機關在實踐操作中的難度較大，顯得力不從心。原因之一在于公司法制定的背景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剛剛起步階段，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路徑具有“摸著石頭過河”的特點，不僅政府、而且企業和社會各界對于微觀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把握并非先知先覺，公司法的起草只能采取“宜粗不宜細”的原則。原因之二是，雖然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曾出現數次“大辦公司熱”“皮包公司”泛濫的歷史教訓，但真正規范的公司實務經驗不足，學者的公司法儲備尚不充分，立法者對國外的公司法最新發展動態并不十分熟悉。

公司法的可訴性強調，在股東和公司各方當事人設立公司、治理公司、解散公司的實踐中出現糾紛時，法官可以援引公司法足以為當事人解決糾紛提供快捷、高效、低成本的救濟通道。一部理想的法律應當在各方當事人發生糾紛時能夠盡量做到滴水不漏，也能夠幫助各方當事人將制度設計缺陷導致的糾紛消滅在萌芽階段。對比現行公司法，無論從程序上還是實體處理上來看對股權轉讓制度的設計上都存在諸多漏洞：首先公司法第35條規定了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其出資時需履行通知程序并需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不同意轉讓的股東應當購買該轉讓的出資，經股東同意轉讓的出資，在同等條件下，其他股東對該出資有優先購買權。但是這里所說的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是指股東人數半數還是股份份額的半數，法律并未明確。同時公司法第35條雖然規定了其他股東購買轉讓出資的權利義務，但是卻沒有規定其他股東不同意轉讓時購買的期限，購買價格不能協商一致時的處理辦法;也沒有規定優先購買情況下何為同等條件，及具體購買的行為方式、期限等。這可能出現其他股東有購買之名，卻不行購買之實，使擬轉讓的股東權利被長時間擱置、受損。其次公司法第36條及相關公司登記管理條例都規定股東轉讓股權，應當進行公司股東名冊變更登記和工商變更登記，但是卻沒有明確辦理股東名冊變更登記和工商變更登記的性質和效力，其結果直接導致對股東資格界定的模糊，讓人產生多種理解;同時對未辦理股東變更登記，公司和股東應承擔什么樣的法律責任，股權轉讓的效力如何認定等問題現行公司法并未涉及。再次縱觀整部公司法也并明確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當股權轉讓導致股權歸于一人出現一人公司時，該公司的存在是否合法，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如何認定讓人疑惑。

盡管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可能完美、或多或少都會存在一些漏洞，但是現行公司法對于股權轉讓的規定疏漏過多，造成司法實踐中困難很大，相同類型的案件可能會出現截然不同的判決，從而影響司法裁判的統一性和嚴肅性。因此，在新的公司法尚未頒布和關于公司法適用的司法解釋尚未出臺時，司法審判工作者主要還是依據合同法和公司法的基本原理，針對股權轉讓的特殊要求，從公平、合理、合法的角度進行裁量。

二、合同法一般原則之于股權轉讓合同效力的適用。

我國合同法對于合同的認定確立了有效、無效、效力待定以及可變更、可撤銷等多層次、結構豐富的合同效力評估體系，合同效力認定的一般原則當然也適用于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股權轉讓合同本身。合同法第52條和第54條對無效合同和可變更、可撤銷的合同作了具體規定，但是因為股權轉讓合同具有特殊性，司法實踐當中除了要運用合同法的一般規定對其進行審查外還要考慮公司法和其他相關法律對股權轉讓所作的特別要求，只有滿足了這兩方面的條件，股權轉讓合同才是有效合同：

(一)合同主體必須符合法律規定。一項合同欲產生法律效力，首先就要合同當事人在法律上具有締結合同的行為能力。一般而言，作為合同的主體可以是自然人和法人，也可以是非法人的社會組織，在自然人作為合同主體的情況下，凡年滿18周歲的公民，只要不屬于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這些人都具有訂立合同的行為能力;對于16周歲以上不滿18周歲且精神狀態正常的公民，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法律上視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這類公民也有訂立合同的行為能力。而法人和非法人的社會組織只要依法成立即具有訂立合同的行為能力，前者如企業法人、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法人，后者如個人合伙、非法人企業、非法人聯營企業以及其他非法人的社會組織。

但是并非所有的具有訂立合同的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的社會組織都能成為股權轉讓合同合法的主體。首先對轉讓方而言他必須是公司的股東，否則其簽訂的轉讓合同因主體不合格而無效，不具有股東資格的主要情形一是出讓方沒有依法取得公司股東的資格。例如A將公司的股份，轉讓給B，B支付了全部的轉讓費用，但是未辦理有關手續。后B因為急需資金又將這股權轉讓給C。C與B簽訂轉讓協議后，發現該企業經營虧損，于是不向B支付轉讓費用。這里，因B受讓A的股權之后沒有依法辦理有關手續，而沒有取得股東資格，B向C轉讓股權的協議應當認定為無效。二是出讓方的公司股東資格因故喪失。如(1)所持有的股權已合法轉讓者;(2)不依章程約定履行股東義務，而受到除名處置者;(3)因違法受政府處罰(如沒收財產)而被剝奪股權者。

其次對于某些民事主體而言，法律法規禁止或限制其作為公司股東。根據1998年1月7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登記管理若干問題的規定》，機關法人、社會團體法人、事業單位法人，除國家法律、法規、規章另有規定外，一般不得作為公司股東;企業化經營的事業單位未辦理企業法人登記，以及職工持股會或其他類似組織未辦理社團法人登記的，不能作為公司股東;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和資產評估機構不得作為投資主體向其他行業投資設立公司;企業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不得成為所任職企業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等。

(二)合同雙方意思表示是否真實。意思表示真實是指表意人的表示行為應當真實反映其內心的效果意思。合同當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實，是合同生效的另一個要件。合同是一種雙方民事行為，當事人雙方意思表示達成一致即可成立，而意思表示真實乃是合同生效要件而非成立要件。[2]根據民法原理，意思表示不真實分為1、意思與表示不一致，亦稱意思欠缺，它是指表意人的行為與其內心的效果意思不一致。這種不一致并非由于外力因素所致，而純屬表意人自己有意或者怠于必要注意所致，如真意保留、重大誤解等。2、不自由的意思表示，是指從外部行為和內心意思的關系看，雖然表意人的表示行為與效果意思是一致的，但這種一致系他人不正當干涉的結果，即被欺詐和被脅迫所為的意思表示。依照合同法的相關規定，前者屬于可變更或可撤銷的合同，后者則分為兩種情況，當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時，受損害的一方可以請求法院或仲裁機構變更或撤銷，只有在損害國家利益時才為無效合同。一般來說，公司的股權轉讓合同只涉及合同雙方的當事人或特定的第三人，并不涉及社會公共利益，合同一方如采用欺詐或脅迫的手段得以簽訂合同時，法院應根據當事人的申請裁決變更還是撤銷合同，但如果轉讓的股份屬于國有資產，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該合同則應認定為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