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不要式合同往往從交易習慣而成立，不需要特定形式和手續就可以對合同雙方產生法律約束力。不要式合同所涵蓋的面特廣，有相當一部份都是無名合同，無法窮舉和歸納，它的優點是方便交易、即存即滅、簡單快捷、容易被大多數人、大多數場合下采用。但是這類合同一旦發生糾紛，在訴訟過程中對效力和責任認定上較之要式合同的法律關系反而顯得復雜得多。

有這么一個案例：2003年10月22日中午12時20分許，原告**波導通訊設備有限公司（下簡設備公司”）員工吳某從以往慣例，在上饒市帶湖路長途汽車站將一裝有手機的紙箱（30cm左右見方）交給被告婺源縣**運輸總公司（下簡汽運公司”）贛E50861號長運班車的隨車售票員王某，委托王某隨車托運到婺源縣交給**通訊店業主汪某。仍從慣例，吳某當時未付托運費，由收貨人汪某收到貨物后付運費。托運時吳某只告知王某箱內裝的是手機，未告知數量、品牌及總價值。約30分鐘后（車仍泊站未發），售票員王某發現紙箱丟失，立即向上饒市公安局信州分局報案，經公安偵察未果，該車照常營運。當日下午16時30分許，**通訊店業主汪某照往常慣例前往婺源站接貨，未得。一個小時后，贛E50861號班車開到了**通訊店門口，該車駕駛員丁某（被告）告知汪某，說自己承運的裝有手機的紙箱被偷走了。原告為證實該紙箱內有20部手機，在訴訟過程中向法院提供了2003年10月19日原告收取汪某20部手機25900元的收款憑證、與汪某進行該筆交易的手機通訊記錄、20部手機的出庫單和編號等證據，主張要求被告汽運公司賠償損失28900元。法院審理中，根據原告、被告之間緊密相關的證據鏈印證，認為托運合同成立，按照各自的過錯責任，判決由被告汽運公司賠償原告設備公司損失費20000元整。

這是一件非常簡單的因不要式合同而發生的習慣性托運糾紛，通過本案的審判，可以從因交易習慣而成立的不要式合同的效力、交易習慣與法律責任的承擔、交易習慣與交易安全的法律后果等三個方面給人啟迪。

一、因交易習慣而成立不要式合同同樣具有法律約束力

本貨物托運合同的成立，基于當事人雙方口頭約定，該口頭約定又緣于雙方默守的交易習慣。原告發出要約的外在表現形式是當面口頭約定，要被告承運一個裝有手機的紙箱交付給特定的**通訊店”業主汪某，托運費用交貨后由收貨人汪某給付。被告汽運公司的售票員當即接受了要約，收下了原告交付的裝有手機的紙箱，非要式托運合同即成立。這種口頭要約，是僅在受約人立即承諾時，才對要約人有拘束力。顯然，被告員工這種當即承諾的方式也符合要約的規定，具有合同約束力。承諾生效，表明原、被告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且這種口頭要約和承諾，是自當事人雙方都明白（了解）時生效。原告委托被告運送裝有手機的紙箱，告知送達地點和收貨人，言明運費給付方式，被告同意承運，這足見口頭合同條款雙方均了解和明確，該合同成立，依法有據。

現代社會交易頻繁。為促進交易便捷，法律對合同的要式性要求日益減少和寬松，不要式合同逐漸成為簡單交易的主角，當事人之間的合同自由得到充分的體現。新合同法順應了這一趨勢，對合同形式鮮有規定，合同成立也自然有了相應的主觀隨意性。因此，從交易習慣就成了促成合同成立，進行便捷交易的合同成立和履行的快車道。本案合同的成立和糾紛的形成，均因典型的重復的歷年交易習慣所致。原告曾是多次托運小宗物品的托運人，被告又是多次承運的受托人，交貨、送貨、付運費都是以往的習慣做法，這種當面語言交流口頭約定沒有要式性的合同形式，因交易習慣而成立，同樣具有法律約束力，是有效合同的不要式表現形式，一旦發生糾紛，就必須按口頭形式的要約和承諾承擔民事責任，體現合同法的自治公平原則和公序良俗原則。

二、因交易習慣使不要式合同成立必須承擔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