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確認不侵權之訴的審理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確認不侵權之訴的制度來源

確認之訴，亦稱確認判決或宣告式判決，是通過請求法院對一定的權利或者法律關系的存在與否予以判決確認的訴訟類型，其最大的特點是法院對確認之訴的判決只存在既判力，而沒有執行力。美國早在1934年即制定了聯邦確認判決法。該法規定，在存在實際爭議的案件中，若雙方當事人請求確認各自權利或其他法律關系，法院有權作出相應判決，而不論當事人是否請求給予進一步的救濟措施。在知識產權尤其是專利領域，被指控侵犯專利權者得以援引該法第2201條及第2202條之規定，主動提起請求法院確認其行為不構成專利侵權的訴訟。英國專利法(1977)第70條、英國商標法(1994)第21條，均對無端的侵權威脅規定了類似的救濟途徑。

(二)確認不侵權之訴在我國法上的依據

我國法律并無關于確認不侵權之訴的任何規定。2002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三庭作出的《關于蘇州龍-寶生物工程實業公司與蘇州**福公司請求確認不侵犯專利權糾紛案的批復》，被認為是我國確認不侵權之訴的法律依據。該批復認為，該案已經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之規定，即，原告與本案有直接的利害關系、有明確的被告、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理由、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該批復進一步明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目的，只是針對被告發函指控其侵權的行為而請求法院確認自己不侵權，并不主張被告的行為侵權并追究其侵權責任，因此，以請求“確認不侵權糾紛”作為案由，更能直接地反映當事人爭議的本質，體現當事人的請求與法院裁判事項的核心內容。然而，該批復并未明確確認不侵權之訴的制度設計目的，這也為以后法院對此類案件的處理產生分歧埋下了伏筆。自2008年4月1日施行的《民事案由規定》中的第152個案由為確認不侵權糾紛，最高法院并將此類糾紛定義為“利益受到特定知識產權影響的行為人，以該知識產權權利人為被告提起的，請求確認其行為不侵犯該知識產權的訴訟。”至此，確認不侵權糾紛作為三級案由正式為最高人民法院所認可。

(三)確認不侵權之訴制度確立的必要性

曾有人認為確認不侵權之訴在我國民事訴訟法上沒有依據，并對此種訴訟制度的必要性提出質疑。筆者認為，確認不侵權之訴本質上屬于對被指控侵權者的救濟。通過確認不侵權之訴，可以使知識產權權利人與被指控侵權者之間是否存在侵權的法律關系盡快地確定下來，減少侵權指控行為對被控侵權者的生產經營活動所帶來的影響。在一產品被指控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情形下，通常涉及多方當事人的利益，如被控侵權產品的制造者、銷售者甚至使用者的利益。侵權與否的法律關系若不能盡快確定，必將影響被控侵權產品制造者的市場前景，加大其市場風險，波及其與產品銷售者、使用者之間的商業關系。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不僅是一種重要的無形資產，而且是市場競爭的利器與法寶，有時會被權利人所濫用。而確認不侵權之訴，一方面可以使當事人之間是否存在侵權的法律關系盡快確定下來，另一方面可以作為一種機制，促使權利人正當行使權利，防止權利濫用。因此，在知識產權領域，確認不侵權之訴制度的建立是非常必要的。

(四)我國法院已經受理的確認不侵權之訴的案件類型及存在的問題

自最高法院民三庭就蘇州龍-寶案作出批復以來，各人民法院紛紛以此批復為依據，已受理并審結了若干以確認不侵權為訴由的知識產權案件，涉及專利、商標、著作權以及侵犯商業秘密等不同的知識產權領域。《民事案由規定》所明確的訴由包括：確認不侵犯專利權糾紛、確認不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糾紛以及確認不侵犯著作權糾紛三個。確認不侵權之訴，豐富了我國知識產權訴訟制度，為被控侵權人提供了必要的救濟途徑。但由于此類案件在立案條件、管轄及審理方面均無明確法律依據，各地法院的法官往往依據自身對此制度的理解來斷案。因此，便形成了立案條件不統一、管轄確定不明確、案件審理思路不清等問題，需要在理論上進一步探討，在制度設計上進一步完善。

二、確認不侵權之訴的受理條件

依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批復，確認不侵權之訴的受理條件為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和第一百一十一條之規定，即原告與本案有直接的利害關系、有明確的被告、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理由、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最高法院民三庭認為，確認不侵權之訴與普通的民事案件無異。在上述條件中，“原告與本案有直接的利害關系”的認定至關重要。在就蘇州龍-寶生物工程實業公司一案的批復中，最高法院民三庭認為，由于被告**福公司向銷售原告龍-寶公司產品的商家發函稱原告的產品涉嫌侵權，導致經銷商停止銷售原告的產品，使得原告的利益受到了損害，故原告與本案有直接的利害關系。由此可以看出，被告向原告的經銷商發出侵權警告函，導致該經銷商停止銷售原告的商品，是認定原告的利益受到損害，其與本案具有直接利害關系的關鍵。

在認定原告與案件具有直接的利害關系時，外國法上的成例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美國最高法院在2007年初裁決的一起案件中重申，法院對宣告性判決訴訟的管轄應滿足案件或者爭議的要求，即(原告)所聲稱的事實，能否證明在存在法律利益沖突的當事人之間存在實質性爭議。此種實質性爭議是現實存在的、即將發生的，需要獲得救濟。宣告性判決的作出，要和對一些虛擬的事實提出的法律咨詢意見相區分。這就表明，現實存在的實質性爭議，是美國法院對宣告性判決行使管轄權的前提。此種實質性爭議的標準，與我國法上所規定的“原告與本案是否具有直接的利害關系”相比，更為明了。因此，在認定法院是否應該受理一確認不侵權之訴時，我們可以借鑒美國法上的規定，審查依據原告所主張的事實，即能夠有初步證據證明的事實，看在原被告之間是否存在現實的、實質性爭議。若存在此種爭議，則可認定原眚和本案具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從而滿足了確認不侵權之訴的受理要件之一。那么，在何種情況下應視為在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現實的、實質性爭議呢?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中國**出版社訴**費德里克·沃恩公司確認不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糾紛，可以給我們某些啟發。該院在判決書中明確了被警告人若想證明其權利受到了侵害，具備提起確認不侵權之訴的原告主體資格，尚須證明或者說明如下三點：

第一，知識產權人已向其發出了侵權警告，而被警告人不承認自己的行為構成侵權。如果權利人所寄信函的內容僅僅是提出授權的要約，或者是告知相關知識產權的存在，或者是出于調查專利侵權者的目的而進行相關的詢問，其并無將立即提起侵權訴訟的意思表示，則在知識產權人與信函的接收人之間并無實質爭議，那么，信函的接收者尚不具備提起確認之訴的條件。因此，信函的性質到底是侵權警告還是尋求合作，常為當事人爭議的焦點。例如，在**汽車有限公司與被告趙*苓確認不侵犯專利權糾紛一案中，趙*苓于2005年11月14日向奇瑞公司寄出了一封告示信。該信的第二段末寫道：“而就我所知，貴公司在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