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濟途徑的單一不僅不利于矛盾的化解，反而會引起雙方再次發生矛盾，法律倡導的誠實信用原則也會受到破壞，一旦當事人申請恢復執行，當事人雙方達成的和解協議就會歸于無效，不利于維護權利人的合法利益。同時恢復執行就要重新調配執行人員，重新采取執行措施，浪費了司法資源，損害了司法權威。為節約有限的司法資源，倡導誠實信用的基本原則，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利，賦予民事執行和解協議可訴性有其現實的必要性和理論上的可行性。

一、賦予民事執行和解協議可訴性的必要性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86條的規定，當事人在執行程序中，可以針對執行的實際情況，經過自愿協商，就生效法律文書所確認的執行內容予以變更使之更符合當事人的意志和實際需要，從而使權利人的權利得以實現。在實踐中，對執行和解協議的內容及履行情況主要存在以下情形：

1、執行義務人為達到逃避執行的目的，利用達成執行和解的協商過程以及和解協議約定的寬限期限，拖延執行或轉移財產。

2、執行和解協議變更履行義務主體，如在第三人同意的前提下，執行和解中約定由履行能力的第三人替代被執行人履行債務，或者由第三人對執行和解協議提供擔保。

3、執行和解協議變更執行標的，申請執行人可以全部或部分免除法律文書確定的有執行人履行的義務，也可以通過變更執行標的物來實現債權，如約定以物抵債、以財產性權益抵債等或者約定以金錢給付代替某種物品的給付等。

針對第一種情形，被執行人往往是不可能自動履行和解協議的，此時執行權利人再申請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時，往往已無財產可供執行，或因被執行人的故意拖延導致權利人產生更大的損失，被執行人達到了逃避執行的最終目的;針對第二種情況，如果第三人不履行和解協議，執行權利人又無法以和解協議為依據申請執行，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只能恢復申請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眼睜睜”看著第三人這條“大魚”溜走而無計可施;針對第三種情形，在執行和解協議中執行權利人為盡快實現債權，對自己的部分權利進行了放棄或變更了履行方式，一般都會對被執行人更為有利，在申請執行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情況下，讓被執行人放棄對自己有利的和解協議，去申請對自己不利的原生效法律文書，這是不可能的，而現行法律又賦予申請執行人可以申請恢復執行，這對被執行人不利，也違背了法律的誠實信用原則，不利于社會良好風氣的形成。為解決以上問題，賦予和解協議可訴性成為必然，當事人雙方可以向人民法院對達成的和解協議提起新的訴訟，但是要嚴格規定當事人僅能在申請恢復執行和提起新的訴訟兩者選擇其一。

二、賦予民事執行和解協議可訴性的可行性

從性質上來看，執行和解協議在形式上具有契約性，是雙方當事人意思一致的結果，強調自愿、平等協商，是當事人在執行程序中對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債權債務的自由處分;從內容上看，執行和解協議是權利人和義務人就履行義務的主體、期限、方式、內容等方面達成的一致，屬于私法調整的范圍。根據民事訴訟法理論，可訴性問題從當事人行使訴權的角度來看，是指當事人獲得司法救濟的范圍;從法院的角度來看，是指法院的受案范圍。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三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其他組織之間以及他們相互之間因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提起的民事訴訟，適用本法”。當事人之間達成的執行和解協議因具有私法上的契約性，雙方都應受到該協議的約束。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在雙方因履行和解協議發生糾紛時，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從理論上來看，賦予執行和解協議可訴性與原生效法律文書的既判力問題并不沖突。判決的既判力是指確定判決所包含的、以訴訟標的為目標和界限的實質性判斷對糾紛事項所產生的終局性效果，一般認為，既判力是判決實質上的確定力，是確定判決對訴訟標的之判斷對法院和當事人產生的約束力。有一種觀點認為賦予和解協議可訴性與原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存在沖突，該觀點認為執行和解協議是對原生效裁判履行內容、履行方式、履行時間等方面的變更，并沒有產生新的法律關系，因履行和解協議而起的糾紛與原裁判中的爭議事項屬同一訴訟標的，在人民法院對原糾紛已進行實體內容上處理的基礎上，人民法院和當事人都要遵守，禁止當事人再行起訴、法院再行處理。筆者認為，賦予執行和解協議可訴性與原生效法律文書的既判力問題并不沖突：一方面，執行和解協議是雙方對其實體權利的重新約定和處分，法律關系的主體(上述第2種情形)、法律關系的內容(上述第3種情形)都發生了變更，產生了新的法律關系。當事人將履行和解協議中產生的糾紛訴至法院，經審查只要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的起訴條件的，人民法院應依法對新的訴訟標的進行審理，這并不違反法律關于既判力的規定。另一方面，確定既判力不僅有其作用的主體范圍、客體范圍，同時還受一定時間范圍的限制。既判力是針對某一爭議的民事法律關系作出有拘束力的判斷，但民事法律關系并非靜止不動，其將在當事人的民事法律行為或法律事實的作用下發生變更，因此既判力只有針對某一特定時間點上的民事法律關系所作的判斷才有意義，這一時間點也被稱為民事裁判的標準時間。此時間點之前的民事法律關系狀態成為民事訴訟和裁判的對象，與之相關的主張將受既判力的約束;而此時間點之后，民事法律關系可因法律事實而變動，在其變動之后出現的新的主張將不受前訴判決既判力的約束，對此當事人可另行訴訟。和解協議是在對原法律關系作出確定裁判這個時間點之后才產生的，民事法律關系因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這一法律事實而發生變動，在履行和解協議中發生的糾紛可起訴到法院。

從實踐上來看，從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復到具體案件的判例，賦予執行和解協議的可訴性在實踐中逐漸得到認可，1995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經濟庭(內設執行組)作出經他[1995]2號《關于當事人在執行中達成和解協議且已履行完畢的不應恢復執行的函》，指出執行和解協議履行完畢后，債權人提出和解協議中確定的以物抵債的標的物質量不合格的，應當通過另行訴訟解決。1997年4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法復[1997]4號《關于超過訴訟時效期間當事人達成的還款協議是否應當受法律保護問題的批復》，指出超過訴訟時效期間，當事人雙方就原債務達成的還款協議，屬于新的債權、債務關系，該還款協議應受法律保護。1999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執行辦作出[1999]執他字第10號《關于如何處理因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致使逾期申請執行問題的復函》，指出當事人于判決生效后達成還款協議，債權人可以以債務人不履行還款協議為由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在一個復函中也提到，當事人在申請執行的期限經過后達成和解協議的，應允許其基于和解協議重新起訴。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申字第1653號裁定書中認為執行和解協議屬于當事人就其權利義務達成的新協議，應視為當事人之間形成了新的民事法律關系。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執行和解協議，另一方在無法恢復執行原判文書的情況下，可以執行和解協議為據進而起訴主張權利。如果執行和解協議對原裁判文書進行了變更或者補充約定，權利人據此就原判文書未涉及的部分另行主張權利的，由于訴的標的不同，不違反禁止重復起訴原則，人民法院應立案審理。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監字第109號裁定書中認為執行當事人達成執行和解協議，應視為雙方形成了新的民事法律關系，在原判決的申請執行時效已過且執行義務人拒不履行執行和解協議的情況下，執行權利人以執行和解協議為訴因向人民法院提起新的訴訟，人民法院應予受理。

綜上，為解決執行中存在的問題，在當事人不履行執行和解協議時，賦予當事人依據執行和解協議提起新的訴訟，能夠較好的填補救濟途徑單一的缺憾，同時也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倡導誠實信用的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