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身保險合同糾紛中，是否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六條“保險標的物所在地”的規定確定人民法院管轄的問題，一直存有不同的理解，法院在處理上也不盡相同。人的壽命和身體是否能夠成為人身保險合同的“標的物”也就是解決此類糾紛管轄權的關鍵。在實踐當中主要存在以下三種觀點：一、物是客觀存在的一切物體和現象，人也屬于物的范疇。人身保險合同的“標的”是人的生命健康權，而生命健康權的權利主體是具有物質化特點的人，《保險法》第十二條規定：“保險標的是指作為保險對象的財產及有關利益或者人的壽命和身體。”該法中沒有出現“保險標的物”的表述，更未對“保險標的”與“保險標的物”作出區分。《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六條并未排斥人身保險合同對該條款的適用。所以說人的壽命和身體就是人身保險合同的“標的物”。二、《保險法》第十二條僅對“保險合同標的”作了定義，該法中沒有出現“保險標的物”的表述，更未對兩者在法律上進行區分。《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六條所稱的保險合同包括財產險和人身險，保險合同屬于格式合同，《保險法》第三十條規定：“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的保險合同，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合同條款有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合同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適用該條款解決人身保險合同糾紛管轄問題有利于弱勢群體權利義務的保護。所以說可以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六條“保險標的物所在地”確定人身保險合同糾紛管轄權。三、在人身保險合同中，人身雖是權利義務的客體和事故發生的本體，但由于人身不是物，不能稱作保險標的物，而只能是保險標的。在人身保險合同糾紛中，不存在保險標的物所在地法院管轄的問題。人身保險合同糾紛管轄僅適用被告住所地法院。對于第一種觀點，筆者認為關于保險合同糾紛案件的地域管轄，《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六條有明確的規定：“因保險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險標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可見，由于保險合同糾紛的特殊性，民事訴訟法規定，除被告所在地外，此類案件可以由保險標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問題在于如何確定保險標的物的含義。對于保險保險標的物的概念《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第十二條規定：“人身保險是以人的壽命和身體為保險標的的保險。”但沒有明確人壽保險合同標的物就是人的壽命和身體，對于“標的”與“標的物”概念。一般而言，標的系指法律關系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所共同指向的客體；標的物則是指客體賴以體現和存在的對象實體。長期以來，我國民法與民事訴訟理論與實務中對這兩個概念實際上在同時使用，其含義區別并不完全清楚。但可以明確的是，人的壽命和身體并不屬于物的范疇。我國《民法通則》相關條文中采用的是“標的”概念，其內容包括物、行為和具有財產內容的權利等；《合同法》同時使用了標的和標的物兩個概念，但未作含義界定；從《物權法》第二條規定“物包括不動產和動產；法律規定權利作為物權客體的，依照其規定”的內容看，人的壽命和身體顯然不屬于物的范疇；民事訴訟法沒有采用“標的”概念，而采用“標的物”概念。因此，無論從法理角度還是實踐角度，人的壽命和身體不屬于“標的物”范疇。所以說第一種觀點混淆了人壽保險“標的”與“標的物”概念，不正確。對于第二種觀點，筆者認為屬于對格式條款的解釋問題。保險合同屬于格式合同，對于格式條款的理解除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的一般規定外，還應當依據第四十一條的規定處理，即：1、依據通常理解的解釋。2、不利于提供方的解釋。3非格式條款優先的解釋。除此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三十條規定：“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的保險合同，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合同條款有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合同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須要說明的是人壽保險“標的”與“標的物”的理解并不是保險合同本身條款所爭議的內容。對人壽保險“標的”與“標的物”概念的解釋不應當由人民法院進行解釋。以有利于弱勢群體權利義務的保護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六條“保險標的物所在地”確定人身保險合同糾紛管轄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