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困境：現行民事行政抗訴模式的問題

依據民訴法第185條，民事行政抗訴的唯一途徑是以下級向上級院提請抗訴為主，然后由上級檢察院向其同級檢察院提出抗訴，即通常所說的上抗程序。抗訴的這種立法技術除了難以有效發揮民事行政檢察監督的作用外，導致民事行政抗訴在實踐中困惑重重。

(一)尷尬之一：法律之外的抗訴

在立法上，對于錯誤的生效裁判，應嚴格按照上抗的程序由下級人民檢察院向上級人民檢察院提請抗訴，上級人民檢察院經審查后認為符合抗訴條件的，依法向同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依據法律，對于符合民訴法第185條的錯誤案件，只能由下級檢察院向上級人民檢察院提請抗訴或由上級人民檢察院直接向同級法院提出抗訴。實踐中，上級人民檢察院發現下級法院錯誤裁判的案件甚少，基本上都是由下級人民檢察院提請抗訴。然就在這種單一的抗訴模式背后，另外一種對錯誤生效進行糾正的方法整悄然勃發。近年來，很多檢察機關在提請抗訴改判難、上級院對有些案件不支持抗訴的情況下，自行向同級人民法院提出再審檢察建議書，同級人民法院在收到檢察建議書，依法再審與改判比抗訴改判的概率高。以北京市某區2004—2006年來說，針對一審生效的錯誤裁判向法院發出5份再審檢察建議，法院對每起再審檢察建議書都給予了答復，對其中4起案件的實體權益進行了改判，同期該院提請一起抗訴案件，這起案件依然被上級院不予采納，要求該區檢察院做當事人的調解工作，至今未能有效解決。本來以上抗程序為民事行政監督的內容的立法，在現行實踐中卻出現了再審檢察建議的“怪胎”。不僅如此，民事行政檢察監督本是一件很嚴肅的法律行為，而這種沒有法律根源的“怪胎”卻真正的維護了法律公正，使行民事行政抗訴模式能否擔負起監督職責讓人置疑。

(二)尷尬之二：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與法院審級的沖突

立法者以上抗模式來實行民事行政檢察監督的本意是通過提高審級的方式來樹立抗訴的權威性，同時這種模式也在于防止下級檢察機關隨意啟動抗訴，影響司法權威。因此，按照民事行政抗訴模式的要求，對于抗訴的案件，應該有原生效判決的上級法院進行審理。同時，對于檢察機關提出的抗訴案件，同時符合民訴法153條第3款、第4款、第5款的要求[?]，很多法院都以發回重審的方式要求下級人民法院重新審理。上抗程序本應通過法院二審程序來審理，結果又回到第一審程序。上抗模式與發回重審的審級存在沖突，這是其一。其二，對于二審案件進行抗訴后是終審判決，但是對于一審判決，檢察機關通過抗訴后上級法院發回重審的，即抗訴后審級仍然是第一審程序。在此基礎上的裁決從法律上講，應該是第一審判決，依據民訴法，對于第一審未生效的裁判，當事人仍然有權進行上訴，因此，抗訴本是監督法院審判權，但是由于這種立法技術出現問題，與當事人訴權撞車，由于當事人對一審判決仍然可以上訴，對于這類抗訴案件不僅影響法院的既判力，更使上抗程序的監督效果大打折扣，案件久拖不決。

(三)尷尬之三：上抗程序與申訴案件“積壓”的矛盾

“遲到的正義是非正義”。對于當事人申訴請求抗訴的案件除了要保證案件得到公正的糾正以外，另外就是必須使當事人確實在有效的時限內實現權利保障。在現有抗訴模式中，由于基層檢察院和大量的地(市)級檢察院對于一審和二審的案件無直接的抗訴權，大量的抗訴案件必須提請上級檢察機關抗訴，因此，大量的民事行政抗訴案件積壓在上級檢察機關，抗訴案件積壓成了“倒三角”結構，越是級別高的檢察機關，堆積的案件越多，致使大量的案件辦理周期過長，通過抗訴或許可以獲得公正，但是由于期限的過分遲延導致當事人喪失對抗訴程序的信心。中國目前大量的案件都在基層或中級法院得到處理，司法資源也主要配制在基層，由于采取上抗模式，上級檢察機關明顯難以適應抗訴對司法資源的需求，使大量案件難以在有效的時限內結案。

除了以維護司法權威、法院既判力等為理由對民事行政抗訴提出批評以外，可以說民事行政的上抗模式本身的自我殘缺是影響抗訴的重要影響，實踐中的申訴難、改判難、期限長主要應歸結于抗訴模式自身的技術問題，而不是民事行政檢察監督原理存在錯誤之處。

二、成因：設置民事行政上抗模式的誤區及緣由

作為一種制度理想，立法者選擇上抗模式作為民事行政檢察的監督手段，對上抗模式抱著極大的期望，就是最大限度在糾正錯誤裁判、維護司法公正的同時，保證監督的嚴肅性。然而，上抗模式某種程度的失敗使我們必須看到，我們欠缺對民事行政檢察的理性思考，對民行抗訴模式的研究并不成熟。

(一)上抗模式沒有遵從司法規律，明顯帶有“權力本位”的印記

司法的基本目的和出發點是公正，司法程序就是把法律的價值問題轉化為技術問題，實現司法公正。由于司法程序是以司法公正為目標，程序本身主要就是以糾紛有效快捷的公平合理處理為目的。由此可以看出，民事行政檢察應以錯誤的裁判能及時有效糾正為原則。基于這種認識，民事行政檢察選擇糾正錯誤裁判的方式可以是多元化的，不能僅以審級的高低作為能否有效糾正錯誤裁判的依據，而應以裁判是否能有效糾正為目的。在選擇上抗的模式中，上抗模式保證了監督的高級別與高規格，民事行政檢察監督潛意識里仍然存在一種“權力本位”的認識，仿佛高級別、高規則的抗訴就能理所當然的匡扶正義，可以說，正式由于“權力本位”思想加上多年實踐中對上抗模式的一貫奉行，致使我們對民事行政檢察監督產生認識上的誤區，上抗模式等同于民事行政檢察監督，對民事行政監督停留于上抗模式的研究，忽視民事行政檢察監督與上抗模式是目的與手段的辨證關系，這種狹隘的視角桎梏了民事行政檢察監督的完善與發展。

(二)上抗模式沒有展現民事行政監督權的內涵

從詞源上講，《說文》中曰：“監，臨下也”。從字面意義理解，“監”意味著監視、察看、臨下。“督”指查看、檢查。監督具有從上往下查看的意思。隨著社會變遷，人們對監督的認識深化，為實現權力者政治和法律上的目標，作為一種制度設計，法律監督逐漸從一種上位監督變為多重監督。在監督的方位上，除了由上及下的監督之外，平行監督、由下及上的監督都開始作為監督的模式開始出現，在具體的監督手段上，除了權力機關監督以外，新聞輿論和社會監督等都開始爆發出巨大的監督力度。同樣，民事行政監督權必須以一種開放的思維去接受監督模式歷時性的歷史嬗變，繼受監督方式與時俱進的創新與發展。監督作為民事行政檢察權的本質，民事行政監督權必須從監督的進步中吸取營養，全貌反映民事行政監督權的內涵，而不能僅僅以傳統的自上而下的監督方式作為民事行政檢察權的全部，至少在監督模式上，平行監督與自下而上的監督模式與之共存。必須根據檢察權能否有效實現司法公正為標準，選擇適合民事行政檢察權的監督模式。對此，我們不能不認識到，我們不僅沒有厘清監督的本質與監督模式的關系問題，監督模式的選擇也并沒有充分發揮民事行政監督糾正錯誤裁判的能力。

三、出路：同級審同級抗的模式選擇與解救措施

影響民行檢察有效糾正錯誤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合理的抗訴模式則是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然，不合理的抗訴模式必然會損害民行檢察的質量。從既存的上抗模式看，其種種弊端已經出現，并且監督力度逐漸削弱，其它變通的監督方式卻發揮了民行檢察糾正錯誤裁決、維護公正的良好效果。同時，社會上不滿法院裁判、進行申訴、纏訴、請求抗訴的案件日益增多。因此，民事行政檢察必須采取有效的模式才能擔負起監督本身的職權與責任。何種模式才是監督的真正歸宿?我們認為，同級審同級抗的監督模式，即針對不同審級的終審判決，由其同級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由原審法院依法開庭進行重審的抗訴模式，這種抗訴模式具有重大的現實作用。

(一)同級審同級抗的模式符合民事訴訟結構

上抗模式經常以發回重申的方式進行重審，上抗程序變成了“下審”，造成抗訴程序與民事審判程序存在沖突，同時對于一審抗訴是否后能否上訴不能有效解決，破壞監督的嚴肅性，同級審同級抗的抗訴模式則有效的化解了抗訴與民事訴訟程序的審級沖突。通過下表可以反映出來：

民行上抗模式

提請上級人民檢察院(提起抗訴)→同級人民法院

↑(提請抗訴)︱

︱↓(發回重審)

下級人民檢察院(發現錯誤裁判)同級人民法院審理

一旦抗訴模式為同級審同級抗模式之后，抗訴質量并沒有損害，根據我們的考察，對于發回重新審理的案件，上級檢察院一般都指定原檢察院承辦人員出席再審法庭，這種“換湯不換藥”的辦案方式根本沒有體現出抗訴質量的提高。

同級審同級抗的抗訴模式

同級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同級人民法院開庭重審

(發現錯誤裁判)

(二)同級審同級抗的抗訴模式簡化訴訟環節、提高訴訟效率

在抗模式中，由于案件一般要經過兩個審級、上下四個機關周轉，各個環節必然占用大量的時間。實踐中，申訴人對民行檢察辦案周期長很不滿意，同級審同級抗至少減少了案件上下移送的在途期間，減少上級部門看似嚴格把關但又無明顯效果的審查時間。依據現有抗訴辦案規則，一個普通的抗訴案件需要月，而同級審同級抗由于減少了一半時間以上，提高訴訟效率的同時，也使當事人及時感受到法律的正義。

(三)同級審同級抗的模式符合司法資源的分配制度

司法程序的良好運行是建立在一定的司法資源的基礎之上。如果沒有足夠的司法資源，抗訴模式是難以發揮有效作用。上抗模式運行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模式設置與司法資源分配不均衡。從中國司法資源分配看，大量的司法資源都集中在基層，縣級和地市級法院承擔著大量案件的辦理，審級高的司法機關(特別是高級法院和最高法院)主要指導基層的的具體業務，上抗模式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把案件上移，明顯與我國司法體制中司法資源的分配沖突，上級機關由于司法資源有限，積壓案件自然難以避免。同級審同級抗的監督模式，申訴案件仍由原審的一審或二審法院審理，大部分案件仍在相對審級較低的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處理，與現有的司法資源分配相適應，必將有利于克服上級司法機關資源不足，緩解案件積壓的問題。

(四)同級審同級抗的模式有利于診治抗訴中的“病態”現象

上抗模式作為民行檢察立法中唯一的糾正錯誤裁判的重要方式，由于這種模式本身不能克服的弊端，檢察實踐中至少存在兩種與之并行的但是卻沒有合法依據的監督方式。

一種就是不啟動抗訴程序，同級檢察院糾錯誤的裁判直接向同級法院發再審檢察建議書，由其同級法院重新審理。

二是有些上級檢察院辦理案件時，把案件移送給下級檢察機關辦理，審理后再移交上級檢察院，由上級檢察院出具司法文書。案件的移交辦理雖然沒有違背上抗模式，但是由于案件反復移送占據了大量的時限，下級檢察機關對民事行政部門的案件考核也難以計量。這種方式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上抗模式的審級沖突。同級審同級抗模式一旦對現有上抗模式進行修正，那么該模式一是改變了再審檢察建議書不嚴肅的監督方式。同時，對于現行部分檢察院由于對基層案件與生活事實的了解欠缺，對一些標的小但影響大的案件不予支持抗訴，申訴人對此意見很大，因此纏訴、纏訪，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同級審同級抗，由于承辦人員對案件與當事人的生活狀態距離近，接觸方便，所以對很多案件是否提出抗訴貼近生活實際，對案件是否抗訴的決策比上級檢察機關處理更有經驗，并容易獲得良好的法律與社會效果。

由于抗訴權最終必須受法院審判權的制約，盡管采取了同級審同級抗的模式，也并不能完全改變上抗模式中改判難、抗訴難的現狀，只是同上抗模式比較起來，這種模式解決了民行監督與訴訟結構的沖突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使基層的錯誤案件是否作出提出抗訴的決定更能適應社會生活。與此同時，同級審同級抗模式中，仍然需要保障卷宗閱卷權的形勢、出庭地位的鞏固等問題，才能使該模式有效糾正錯誤裁判、維護正義的功能。另外，近年來的司法實踐中已經證實民行監督的艱辛，最近高檢已經出臺進一步賦予民行部門對法官職務犯罪的偵查職能，進一步加大對審判工作庭審之外的監督。民行檢察部門在改變監督模式，加強偵查職能的運用，必然會大大加強對錯誤的民事行政裁判的糾錯能力，而正在這種行為中，完成民行檢察維護司法公正的監督職責。文中同級審同級抗模式能否付諸實踐還存在一個潛在的“隱語”，那就是上級檢察機關有一個“放權”的心態，在崇尚“權力本位”的語境中，這種“放權”心態的解放恐怕比同級審同級抗模式本身更顯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