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法條賦予人民法院作出調解協議有效的裁定具有法律執行力，即如果一方當事人拒絕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確認內容的，對方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那么，確認裁定的內容是否具有既判力呢？

所謂既判力是判決實質上的確定力，即形成確定的終局判決內容的判斷，對法院和當事人所具有的基準性和不可爭議性的約束力。如果司法確認裁定的既判力不明確，司法確認之后，當事人就同一事件又起訴，法院是否應當受理？確認裁定書所確認的內容，在以后的訴訟中是否應該無需審理而一律認可？確認裁定書對于將來其他的訴訟會產生何種影響？司法確認之后，雙方當事人之間爭議是否完全了結？司法確認駁回當事人申請后，當事人如何救濟？對于這些問題的不同理解，將直接影響當事人在是否利用司法確認程序這一問題上的判斷，并導致法院和當事人在具體程序運行中的不同選擇。因此，既判力的有無在極大程度上影響司法確認制度的運行價值，有必要對此加以明確界定。

一、既判力的判斷標準和正當性根據

既判力作為前訴約束后訴的法律效果，可以分為“一事不再理”的“消極效力”和先決事項約束此后其他訴訟中法官判斷的“積極效力”兩個方面。關于既判力的判斷標準和正當性根據，理論界目前主要有四種觀點：一是民事訴訟制度性效力說。認為既判力是民事訴訟制度為實現其解決糾紛目的所不可或缺的結構性裝置，是民事訴訟制度性的效力。如果沒有既判力，確定裁定的判斷就會隨時被推翻，敗訴的當事人就可以對糾紛反復地進行訟爭，糾紛就永遠不會得到解決。二是程序保障下的自我責任說。該說認為，當事人一旦在前訴中獲得程序保障，就產生了在前訴中應當盡力提出主張及證據的自我責任，如果當事人不能把握法律所賦予的程序保障的此種機會，就應當自己承擔責任。三是制度性效力與程序保障自我責任二元根據說。該說是一種將既判力的根據視為民事訴訟“制度性效力”與“程序保障”二元論的觀點。四是國家審判權說。認為既判力是形成確定的終局判決“內容”判斷的效力，而終局判決的判斷是根據國家審判權作出的，因此，國家審判權是既判力產生的根據。目前學界的主流觀點是第三種觀點，即制度性效力及程序保障自我責任二元根據說。

二、司法確認裁定應當具備消極效力

根據上述理論分析，結合司法確認制度自身的結構和特點，賦予確認裁定書以既判力及賦予何種程度的既判力，應著重考量以下因素：（1）是否符合司法確認制度設立的根本目的。這是一個先決性的基礎性的要素，是判斷和檢驗賦予確認裁定書既判力妥當與否的首要標準。（2）司法確認制度中程序保障的程序。包括：是否為發現和查明事實規定了嚴格的程序，是否為當事人充分展開證據對質提供了程序保障，是否在程序中嚴格遵循法律規定。（3）司法確認制度中是否具備當事人自我責任的基礎。（4）調解協議對司法確認最終效果的影響程序。

考量上述因素，不難發現，司法確認裁定應當具有一定的消極意義的既判力，即法院對調解協議內容進行確認后，當事人不得就相關內容再行起訴，法院也不得受理相關內容的起訴，主要基于以下兩點理由：

一是司法確認制度本身化解糾紛的“制度性效力”。司法確認制度設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方便民眾簡便、快捷、經濟和徹底地解決糾紛，同時促進以人民調解為主體的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的發展，使其在糾紛解決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如果作為司法確認程序最終成果的確認裁定書不具有消極意義上的既判力，那么就意味著當事人在確認程序結束后，依然可以就同一糾紛再行起訴。換言之，就是調解協議經過確認程序之后，除了增加了強制執行力外，依然與普通民事合同無異；當事人之間的糾紛并未得到徹底解決，依然處于一種不確定狀態，隨時可能陷入紛爭再起的境地。對當事人而言，造成時間和精力無謂的消耗，最后導致當事人失去利用司法確認程序的興趣和熱情；于法院而言，也是一種司法資源的極大浪費。這顯然與司法確認制度設立的目的背道而馳。

二是司法確認中當事人程序保障的自我責任。盡管司法確認程序并不具有普通審判程序一樣的程序保障，但依然存在產生當事人自我責任的基礎，即雙方當事人的合意。既然當事人自愿達成調解協議，并共同自愿地選擇將協議交由法院確認，那么就應該承認法院作出的確認裁定書，并自覺接受其對自己的拘束。這是民事領域處分原則的應有之義，也是誠實信用原則的必然要求。因此，賦予確認裁定書以消極意義上的既判力，是一種必然選擇。

三、司法確認裁定不應具備積極效力

一是司法確認的程序保障程度較弱。司法確認程序以雙方當事人合意提起，審查程序較為簡便快捷，主要以書面審查為主，不以當事人的到場和對質為原則，當事人之間也很少進行辯論。這種弱化對抗、強調合作、簡便快捷的特點，無法確保司法確認的內容完全是糾紛的本來面目。

二是司法確認所依據的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法律規范。司法確認并不要求調解協議恪守法律規定，只要求協議內容不違法就行，一些具有地域性特色的鄉規民約或風俗習慣等，只要不違法都可作為調解規范，但在這種規范下被確認的調解協議，顯然不適合對將來所有的糾紛產生普遍約束力。

三是司法確認的內容并不一定符合客觀真實。司法確認的絕大部分調解協議，都是當事人雙方相互讓步的結果，而當事人為了讓步一般不會去追究案件事實的本來面目，因此司法確認調解協議所依據的事實，很可能并非糾紛的客觀真實狀況，那么，在此基礎產生的確認裁定，自然不適合對后訴的審判產生預決的效力。如果賦予確認裁定書積極意義上的既判力，不利于司法確認制度目的的實現。一方面，法院進行司法審查時，為了盡量避免確認錯誤對將來的訴訟造成不利的影響，會選擇加大實質審查力度，甚至可能產生確認程序“訴訟化”趨勢，導致確認程序原有的優勢蕩然無存。另一方面，當事人在調解時，會慎重考慮其在本案糾紛中是否“讓步”，會擔心他的“讓步”經過司法確認后，對于其將來與本案糾紛相關的訴訟造成不利影響，從而放棄達成調解協議或者放棄申請司法確認。綜上，不宜賦予確認裁定書積極意義的既判力。

此外，因為確認裁定書具有一定的消極意義的既判力，所以新民訴法對于人民法院作出的駁回申請裁定，沒有賦予當事人上訴的權利。主要理由是：一是當事人自愿共同申請確認，沒有必要在法院予以確認后設置上訴程序，如果裁定駁回申請，可以再次通過調解、訴訟等途徑解決糾紛，其訴訟權利的行使沒有受到阻礙；二是體現確認程序便捷高效的特點，確認程序的核心價值之一是賦予調解協議強制執行力，因此，人民法院依法裁定調解協議有效后，當事人就應當全部履行調解協議，否則對方當事人可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作者單位：江蘇省如皋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