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簡介：

原告陸女士訴稱，2003年7月30日早晨騎電動自行車上班，中途轉乘地鐵，將車存入某存車管理處設在一地鐵站口的存車處，上班后整天未離開單位。該存車處是一個封閉的場所，長期以來存車時一律不給存車憑證，先存車后收費，且不給收費票據。下班后約18時左右取車時，發現其車不見了，當即尋找未果，遂于當晚去派出所報了案。

同年8月16日，陸女士將存車管理處訴至法院，要求被告賠償同牌同型的新車一輛，或賠償丟失車輛的等值價款3380元。

原先陸女士訴稱在存車處丟了車，而被告存車處采取不給存車憑證、先存車后收費的方式，致使本案認定原告是否在被告處存車凸現疑難。筆者意見，應以刑事偵查結果作為認定存車處應否承擔賠償責任的依據。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現有證據尚未形成證據鎖鏈

本案存車處長期以來存車時一律不給存車憑證，先存車后收費，且不給收費票據。這種交易習慣，雖然不違背合同法的規定，不影響保管合同的成立及合同的效力，但是一俟發生“丟車”糾紛，往往因為缺乏書面證據，導致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法院難以認定。本案原告當日有否將車輛存入被告處，其證據只有當事人的陳述和原告提供的同行目擊證人的證明材料。就當事人的陳述而言，由于當事人是案件的經歷者，對案情的始末一清二楚，從而決定了當事人的陳述有真實和完整的一面。但是，當事人又是案件的利害關系人，案件的處理結果關系到他們的切身利益，從而導致當事人往往從自身的利益出發，片面陳述對自己有利的一面或作虛假的陳述，因此，當事人的陳述又有其虛假的一面。就本案而言，當事人雙方就原告有否在被告處存車的事實，各執一詞，孰是孰非，實難判斷。

另外，一般情況下，保管合同的寄存人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時，保管人應當給付保管憑證，寄存人或第三人憑保管憑證可以隨時領取保管物。而本案存車處長期以來存車時一律不給存車憑證，存車人或第三人只要能用車鑰匙正常打開車鎖并交付存車費就可以隨時將車輛領取走。這種交易習慣，在“丟車”糾紛發生后，不但使“丟車人”有否在存車處存車的事實難以認定，而且存車人或第三人中途是否已將車輛領取走，亦難斷定。本案即使能夠證實原告當日在存車處存車及原告上班后整天未離開單位的事實，但并不能排除原告委托他人中途領取車輛的可能，亦不能排除因原告對車輛鑰匙保管不善，不法分子用盜配的鑰匙冒領車輛的可能。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現有證據尚不能形成證據鎖鏈，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法院判決：

本案裁定中止訴訟。

律師說法：

民事訴訟法規定：一案必須以另一案的審理結果為依據，而另一案尚未審結的，應當中止訴訟。本案原告當日有否在被告處存車，因現有證據尚未形成鎖鏈，難以認定，一般情況下，按照民事訴訟“誰主張誰證明”的舉證責任原則，法院可以據此判決原告敗訴。但鑒于原告“丟車”后已向派出所報案，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則，法院可以將等待刑事偵查結果作為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其他應當中止訴訟的情形，裁定中止訴訟。待公安機關抓獲盜賊后，再行恢復訴訟，并以刑事偵查結果作為認定存車處應否承擔賠償責任的依據。如果盜賊是從存車處將原告的車輛盜走的，被告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不過，如果通過追贓已經挽回原告的部分或全部經濟損失，則可以減輕或免除被告的賠償責任，但應當令被告承擔違約責任和訴訟費用。倘若盜賊所竊原告車輛的地點不是存車處，或者因原告對車輛鑰匙保管不善，致盜賊是用盜配的鑰匙從存車處冒領的車輛，則被告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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