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均等原則

均等原則在財產分割上表現為夫妻雙方對共同財產有平等分割的權利。這是我國婚姻制度男女平等這一根本原則在上的體現。事實上，家庭中夫妻雙方的收入比例是有差距的，一般男方高于女方，但對夫妻共同財產的分割一般適用均等分割，隱含著保護無工作承擔主要家務一方的利益，即使無工作一方沒有收入來源，但對對方所得到財產有共同的所有權，離婚時適用均等原則，以維護其利益。這種貌似平等的規則，在具體的實施后果往往使人感覺不公平，違背公正的理念。平等的概念不單單意味著以相同的方式對待所有的人，給不同處境的人以相同的待遇只會使不公平長期下去，而不會使之消失。保護弱者的正義觀歷來是法律的重要價值理念。正義可以分為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具體到離婚財產分割制度中，實質正義是按婚姻法所確立的價值標準對夫妻雙方共同財產進行權威性的公正分割，關于形式正義的經典表述是：“同樣情況同樣對待”或“類似情況類似處理”，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形式正義以實質正義為前提并為實質正義服務。而婚姻法的實質正義就是要在保護離婚自由的前提下，通過對離婚當事人中弱者的利益予以救濟，對其所受到的損害予以補償，最終實現雙方利益的平衡，而不僅僅是形式上均等分割。

在我國婦女的經濟地位仍然落后于男性，離婚時未成年子女尤其是幼年子女多數由母親撫養的情況下，她們肩負著家庭和事業的雙重壓力，以均等原則作為離婚時共同財產的分割原則的結果是造成實際后果的不公平，它是導致離婚婦女生活貧困化的直接原因之一。傳統上認為合理的嚴格均等分割理論，體現了男女兩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實際上是以犧牲公平正義為代價的。因此，應當根據我國的現實國情，充分考慮男女離婚后的具體情況，為實現法律的公平正義，既可以均等分割，也可以不均等分割，對于處于弱勢的一方多分割財產甚至分割全部財產。當然，為了保證法官正確定行使自由裁判權，真正保護離婚后弱勢一方的利益，盡量使這一制度具體化。

(二)、關于適當照顧子女和女方利益原則

新《婚姻法》第38條規定：“離婚時，夫妻共同的財產由雙方協議處理;協議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據具體情況，照顧子女和女方的權益的原則判決。”該原則是對男女平等原則的重要補充，它強調男女雙方享受平等分割共同財產的同時，應當照顧子女和女方利益。由于父母離異后給未成年今后的生活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為了能使子女將來在一個較好的環境里成長，夫妻在分割財產時應根據子女的學習和生活需要，給撫養子女的一方多分一些財產，以照顧子女的實際需要。另外，目前在我國許多家庭中，夫妻雙方的經濟實力還存在實際差別，女方在家務勞動中付出較多，在經濟地位、生活能力上總體較弱，適當照顧是必要的，所以明確了照顧的性別。但這一原則如何操作?如果女方直接撫養子女，一般將現有的夫妻共同財產的大部分分給帶有孩子的女方;如果孩子不歸女方撫養，照顧女方利益會與照顧孩子利益發生沖突，“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兼顧子女和婦女的利益?“照顧”女方是因為女方在一般的情況下對家庭勞務的付出較多，但并不排除在某些情況下，男子承擔家庭主要勞務，可否適用“照顧”原則?如果照顧遺漏男性配偶，是否有性別歧視之嫌?

從理論上講，夫妻雙方中為家庭付出較多義務的有可能是男方，也有可能是女方。但是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幾乎世界上所有國家，中往往都是妻子為承擔家務而放棄個人的事業追求，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和途徑對丈夫的成就和地位進行投資。3家務勞動本應該就是夫妻雙方的共同義務，如果實際上是由一個人承擔了，因此承擔夫妻兩人家務的一方，有權分享夫妻的共同財產，這是他(她)應得到的。但是，進一步研究我們會發現，承擔家務勞動的一方并沒有得到補償。即承擔主要家務勞動的一方，他(她)的利益損失包括了兩大部分：一是家務勞動的補償，這可從分割共同財產的一半中得到;二是失去的工作機會，這足以影響其以后的財產收入。4這種損失如何補償?從何處補償?豈“照顧”原則就能實現這種補償?

(三)、關于離婚損害賠償制度

《婚姻法》第46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導致離婚，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1)重婚的;(2)有配偶而與他人同居的;(3)實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即“賠償”原則。從我國近幾年我國的婚姻家庭關系的現狀看，“包二奶”、“婚外戀”現象日益嚴重，家庭暴力呈上升趨勢。據中華婦女聯合會統計，我國每年有40多萬個家庭解體，離婚告訴案件中有30%以上與家庭暴力有關，鄉村地區更為嚴重，還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夫妻一方與他人同居或重婚而導致離婚，但是在離婚過程中，受到傷害的一方，除了在精神上和肉體上受到極大的傷害外，在物質上由于沒有相應的法律依據，基本上得不到賠償。無過錯離婚的當事人，面對一方的違法侵權行為，卻得不到救濟。所以《婚姻法》確立了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在新形勢下保護離婚當事人合法權益的需要，是保障離婚自由的需要，它不但使無過錯方獲得物質賠償，還可獲得精神賠償。但這一制度的施行會遇到以下一些不易解決的障礙：一是無過錯當事人請求離婚損害賠償舉證難索賠難。比如“有配偶而與他人同居而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有權請求他人賠償，但何謂“與他人同居”?何謂“家庭暴力”?“家庭成員”的范圍包括哪些人?至今世界上對此問題還沒有明確統一的標準予以界定，實踐中也很難操作。同居行為一般具有極強的隱密性，當事人很難獲得相關的證據，甚至冒侵犯隱私權的風險。即使獲得了證據，也因其來源渠道問題，難以為法院所認定;二是損害賠償在法律上沒有統一的標準，操作難。當事人請求賠償的數額相差很大，法院判決又無具體的依據標準，法官的理解不一致，導致在實踐中，有些地方法院判決最高數額只有5000元，而且判陪的差別也大。以致有些學者認為，這一制度在實踐中并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與中國國情不符，建議將此制度從婚姻法中刪除;三是只規定了無過錯方才有權請求損害賠償，提高了請求的標準，有重大過失的一方并無權提起損害賠償制度。“無過錯方”如何界定?實踐中難以操作，同時在婚姻關系中，沒有絕對的無過錯方。四是女方實施《婚姻法》第46條規定的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是否還應當適用“照顧女方”原則?這二者之間又如何協調?五、沒有明確離婚損害賠償請求權是一項實體權利，不僅適用于離婚訴訟，也適用于登記離婚。由此可知，這種設計過于簡單的制度，不僅不能滿足無過錯方權利損害的補償，也不能起到民事責任應有的制裁功能。

如果無過錯方并非由于對方因《婚姻法》第46條的規定導致離婚的，如經濟嚴格限制(例如掌握完全經濟控制權的一方在出差時，每天只給對方一元錢的生活費)使對方喪失獨立的人格，不得不提出離婚請求，是否可以要求精神損害賠償呢?我國無相關的法律規定。而在日本的判例中是承認精神損害賠償即離婚撫慰金的，是明治41年3月26日的日本大審法院的判決，即在妻子由于不堪丈夫的虐待、侮辱而提起離婚并請求撫慰金賠償的案件中，大審法院作了如下判決，即“遭受虐待、侮辱者，除以該虐待、侮辱為原因而請求離婚之外，在由于該原因而蒙受痛苦的情況下，當然能夠以此為原因，請求撫慰金，這是毫無疑問的”。5日本稱之為離婚原因撫慰金，它與離婚本身產生的精神損害賠償是不同的。

(四)、關于經濟幫助原則

新《婚姻法》第42條規定：“離婚時，如一方生活困難，另一方應從其住房等個人財產中給予適當的幫助。具體辦法由雙方協議，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即經濟幫助原則。婚姻法雖然規定了對離婚時處于劣勢的一方幫助適用男女雙方，但實質意義上在于保護婦女的離婚權利。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我國男女的經濟能力事實上仍存在很大的差距，離婚時，婦女不但在經濟上處于劣勢，而且在傳統文化上和習俗上遭遇特有的困難，導致她們在生活上處于邊緣化境地。這一原則是保護婦女合法權益原則在離婚制度上的體現，充分顯示了法律的扶助弱勢的人道主義精神。6但這一原則純屬于道德義務，并非基于夫妻間人身關系撫養義務的延伸，它缺乏強制性，在現實生活中難以實施，以致這一規定的執行完全取決于當事人的“善心”、“良心”或“恩賜”;其次，經濟幫助的實現是有條件的，即在離婚時，一方遇有生活困難，但何謂“生活困難”?我國規定是絕對困難，沒有考慮婚前婚后生活對比的相對困難;另外，經濟幫助具有暫時性和單一性，并非在離婚后任何時候出現經濟困難都可以提出，只能在離婚時請求，并且這種幫助一般是一次性的，對離婚后經濟困難的一方的經濟幫助缺乏有效的保障。

這一制度局限于離婚時當事人的客觀情況，缺乏前瞻性，缺少對未來雙方可能所得財產的考量。隨著我國離婚率達逐年提高，婦女雖然享有平等的離婚權，但并不能掩蓋已離婚婦女在離婚后經濟上所面臨的困境。據美國學者魏*曼的調查發現，離婚后一年中，男性的生活水平提高了42%，女性的生活水平下降了73%，她認為，法國根據男女平等這一原則錯誤的婦女在離婚后有能力和其前夫獲得同樣多的經濟收入，其結果是剝奪了老年家庭主婦及有低齡子女的婦女在婚姻中應享有的權利。7英國法院在離婚財產分割時，一定會考慮當事人所有的財產，即財產不僅包括當事人現在的財產，而且包括將來可得到財產。同時，采取離婚附屬的救濟措施，對離婚當事人一方生活水平的下降、患病或撫養子女等，另一方予以救濟。8而在社會保障制度非常不健全的我國，大多數婦女在離婚后得不到法律的特殊保護，她們的經濟實力和生活水平與婚姻存續期間相比反而顯著下降。據統計，我國的離婚率從1980年的0.3%到2000年的2.0%，增長了近7倍。“據2002年對上海市離婚女子入戶問卷調查顯示(實際使用1361個樣本)：從目前的情況看，離異就業的僅占34.6%，既明顯低于初婚者53.6%，也明顯低于喪偶者43.5%，而自述下崗、待業、生病、離退休后無業的離異者達31.9%，……其中女性從事非正規職業就業或目前無業的明顯高于男性。”9同時，離婚后低齡子女一般隨母親生活，離婚母親不得不要照顧子女，又要做好工作，職業家庭雙肩挑，困難重重。離婚使當事人面臨經濟和情緒等方面的壓力，而且殃及孩子。尤其在中國，離婚和單親至今仍被貼上負標簽，加上經濟轉型時期資源的重新分配明顯向年輕人、高學歷、體質強壯者及男性傾斜。承載親職重負和社會世俗壓力的離婚女性在生活中的弱勢地位更加突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