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學術的生命在于爭辯,而不在于附隨。近來有學者基于法社會學的思考方法,認為懸賞廣告可以分為對世型和對人型兩種。其區分標準在于:前者是實質意義上的懸賞廣告,而后者只是采用了懸賞廣告的形式,向特定的“隱蔽的人”發現的意思表示;前者具有進行效力判斷必要性,而遺失物懸賞廣告這類的對人型懸賞廣告是確定無效的。[1]換言之,只有對世型的懸賞廣告才是懸賞廣告法律效力制度的適用范圍,而對人型的懸賞廣告不屬于此范圍,且遺失物懸賞廣告屬于無效法律行為類型。無疑,這種區別性觀點具有創新性和實用性,其提出了對懸賞廣告進行區別性調整的主張,值得我們思考。
筆者認為,這種區別性觀點是否妥當,尚值得探討:
第一,從懸賞廣告的內在構制而言,這種區分標準沒有合理性。
首先,懸賞廣告是一個找人機制。懸賞廣告的發出,其目的是無限多樣的,但共同之處在于借助他人的力量來達到廣告人的意圖,而“他人”對廣告人而言是不可知的,所以其才借助懸賞廣告來對世尋求能完成指定行為的“他人”,此人出現之時,也就是懸賞廣告目的達到之時,只有在這個時候,此人才是特定、具體和明確的。無論對世型懸賞廣告或對人型懸賞廣告均如此,我們不能因為對人型懸賞廣告中的相對人潛在的特定化,就否認其不是懸賞廣告。其次,懸賞廣告中有優勢機制。在懸賞廣告中,只有完成指定行為的相對人,才能成為報酬的獲得人,不能完成指定行為的人處于劣勢,其不能獲得報酬,也就根本不能為懸賞廣告的法律效力制度所容納。這在對世型的優等懸賞廣告中猶為明顯,即相對人之間相互競爭,優勝者才能成為懸賞廣告中的權利享有者。在對人型的懸賞廣告中,同樣適用優勢機制,只不過在一般情況下,處于優勢的人不是從競爭中產生的,而是取決于其對信息的占有(如發現逃犯線索之人,可以從懸賞追尋逃犯之人處獲得報酬),或是對事實的掌握(如拾得遺失物之人,可以從懸賞尋找遺失物之人處獲得報酬),只要這種壟斷優勢沒有違法性,都不妨礙優勢之人成為懸賞廣告的受益人。當然,這并不排除對人型懸賞廣告也具有競爭機制,例如發現逃犯線索的人為多人,一般就只能由最先向廣告人提供線索的人取得報酬,在這里也存在競爭性優勢機制。可見,這兩種懸賞廣告在內在的構制上沒有區別,那么這種區分就不太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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