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上貨物運輸領域，統一國際立法的努力從未停止過。1897年，國際海事委員會成立，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統一的國際海事法，特別是1924年的《海牙規則》和1968年的《維斯比規則》，為統一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減少國際貿易的體制障礙做出了突出貢獻。目前，各國的海上貨物運輸法仍以《海牙-維斯比規則》為主要依據，有些規則已經落后于時代的需要。因此，制定新的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的計劃已成為近年來世界海商法領域的一個熱點問題。在這方面，聯合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NCITRAL）和海事委員會共同努力，通過了海事委員會2002年起草的運輸法統一框架文件草案，并形成了一部新的國際海運法。然而，在新的《海上運輸統一法》的制定過程中，似乎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沒有引起學者們應有的重視，那就是海上貨物運輸法的強制性問題。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學術界和實務界一直在討論與完善海牙規則或制定新公約有關的問題。不幸的是，是否維持海上貨物運輸的強制性法律一直被國內外學者所忽視。" [1]筆者認為，強制性法律規范是海上貨物運輸法的重要特征和核心內容，貫穿于國內外立法。它們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法律現象，因此有必要對其進行系統研究。本文從海上貨物運輸法強制性法律規范的含義、起源和發展過程入手，具體闡述了海上貨物運輸法強制性法律規范的立法內容、理論價值和實踐功能，以期對這一法律問題有一個更清晰、更全面的認識，從而為我國海事立法提供參考。1、 強制性法律規范的含義以及強制性法律規范在《海上貨物運輸法》中的表述，意味著合同當事人不能減損有關海上貨物運輸的一些法律規則，與這些規則相沖突的協議將無效。" [2]眾所周知，海上貨物運輸法屬于私法范疇。根據私法自治原則，運輸合同的當事人一般享有相當大的意思自治，只有在當事人未達成一致意見的情況下，才能適用該法的指導性規定。即使出于公平和公共利益的考慮排除了當事人的某些協議，在合同審查和解釋階段也是例外。然而，海上貨物運輸法從產生到今天的全面發展，從國內立法到國際統一立法，都打下了深刻的強制性印記，形成了顯著的發展特征。例如，世界上最早的海上貨物運輸成文法——美國1893年《哈特法案》第1節和第2節明確指出，提單中免除承運人適航義務和占有貨物義務的所有條款都是非法的，都是無效的。[3] 迄今為止影響最大的《國際海上貨物運輸統一法公約》1924年《海牙規則》第3條第8款規定，運輸合同中的任何條款、協議或協議均應免除承運人或船舶因疏忽造成貨物或與貨物有關的滅失或損壞的責任，疏忽或未能履行本規則規定的責任和義務，或以本規則規定以外的方式減輕該等責任，均屬無效。“在最近的立法中，1992年《海商法》第44條規定，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作為合同文件的提單或其他運輸單證的規定違反本章規定的，無效。”根據1999年新的《美國海上貨物運輸法》中的“減輕條款”，運輸合同中任何減輕因承運人或船舶疏忽或未能履行本法規定的義務和責任而造成的與貨物有關的損失、損害或責任的條款，或者本法未規定減輕類似責任的條款，是違反公共政策的無效條款。“即使是反映國際立法最新趨勢的CMI統一運輸法最終框架文件草案[4]，也重申了第17章“限制合同自由”一章中某些法律規范的強制性特征。其第17.1條規定：（a）除非本文件另有規定，任何故意或直接、間接（或附加）承運人、履約方、托運人、控制方或收貨人應根據同一條款，如果與本單證有關，則違約責任項目無效。（h） 盡管有（a）款的規定，承運人或履約方可增加其在本單證項下的義務和責任。（c） 將貨物的保險利益轉讓給承運人的任何條款均無效。“[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