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以5萬元的價格向被告出售了一臺無牌上海50拖拉機和一臺旋耕機。2002年3月5日，被告前往原告處查看汽車。試車結束后，被告于當天支付車輛款2萬元，將拖拉機、旋耕機開走，欠3萬元。當時在場的王代表被告開具了一張借據，上面寫著：“借據，我今天欠張3萬元），債務人是李，代理人是王”。原告未能向被告交付相關拖拉機許可證。原告就汽車欠款對被告提起訴訟。一審后，原、被告之間的車輛買賣合同被撤銷；原告退還被告2萬元購車款，被告退還拖拉機和旋耕機。原告拒絕上訴。中級法院認為，原告只要求支付欠款，但沒有要求判決確認合同的有效性。被告也沒有提出反訴。法院無法自行啟動雙方之間的退車處理，因此以事實不明為由將其發回重審。在爭議的再審中，法官就如何處理本案形成了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拖拉機未辦理車輛手續時，原告和被告進行了買賣交易，違反了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買賣雙方的標的物是國家禁止的，口頭買賣協議無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款、經濟貿易部《舊機動車交易管理辦法》第三十三條第四款、《山東省農業機械管理條例》第二十八條的規定，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另一種意見是：原告和被告是口頭銷售合同，合同標的物也已交付，被告已為原告開具了違約單，因此銷售合同應被視為有效，原告的索賠應得到支持。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但理由不是第二種意見所持的理由，因為第二種意見的討論過于簡單，口頭合同的理由和雙方當事人的履行不一定能夠推翻第一種意見所主張的無效理由。筆者認為，本案中合同的效力不僅有實體法的法律基礎，而且有法哲學的理論基礎，即合法合理。1、 合同有效性分析。與持不同意見的人一樣，筆者認為，確定合同有效性的法律依據也是無效者的規定，即《合同法》第52條第5款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5）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本文的意義可以進一步分解為兩個層次，即如果你想使合同無效，你必須得到合同違反法律或行政法規的事實，這就要求我們明確界定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內涵和外延，這對于一個擁有法學學士學位的法官來說并不難，以排除根據部門規則和地方規則作出合同無效判斷的可能性。對于這種違法行為，法官只需要了解形式違法性，不需要進一步判斷實質違法性。因此，它也屬于狹義的違法性，而不是從整個法律秩序來衡量合同行為的合法性。文化、道德、階級和群體規范不足以成為判斷合同無效的依據。本文的第二個含義是，如果要確定合同無效，違反的法律必須是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因此，選擇性和授權規范不能作為確定合同無效的依據。例如，如果法律規定“公證可以在一個機構進行”，當當事人沒有進行公證時，根據這一規定，合同的合法性不能受到懷疑。一方面，“強制性規定”為公民的行為設定了界限，同時也增加了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即這種強制也必須強加給權力機構本身，迫使權力機構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承認合同的效力，而找不到其他規定或自立的規則。因此，關于確定本案中合同效力的法律規定是明確的。為了進一步強調這一主題，合同法解釋第4條（一）重復解釋：“合同法實施后，人民法院確認合同無效，應當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為依據，不得以地方性法規和行政規章為依據”。到目前為止，法律的精神和要求已經得到充分理解，因此殘疾人“參考”規章制度的行為只是以不負責任的名義尋求法律之外的另一個依據。2、 合同效力的法哲學分析。法律伴隨著理性。如果法律與理性相結合，法律就會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理性就會得到體現。如果法律與理性相悖，它們將遭遇同樣的阻力，摧毀各自的本體。在這種情況下，確定合同的有效性是否違反理性？在此，筆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超規范的法哲學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