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大保險公司備案的壽險條款都有“違法行為免賠”的規定，即被保險人因自身違法行為造成死亡、傷殘等傷害的，保險人免除給付保險金的義務。然而，對“違法行為”的理解一直存在分歧。保險公司普遍認為，對這里的“法”要有最廣義的理解，不限于人大、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還包括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地方性法規，不限于刑事規范。民事和行政法律法規也應包括在內。但筆者認為，不能對“違法行為”作如此寬泛的解釋，否則不利于保護投保人的合法利益，也變相降低了保險公司的責任標準。《保險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被保險人因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強制措施造成殘疾或者死亡的，保險人可以免除賠償。”。可見，法定免賠項目僅限于“故意犯罪”或“抗拒刑事強制措施”，只有在犯罪實施階段或拒捕、拘捕等措施實施過程中發生被保險人死亡或傷殘的，才可以免除，而即使過失犯罪也不能免除保險人的責任，更不能免除普通違法行為。經雙方同意，保險合同可以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適當擴大上述免責情形。但是，如果解釋不限，則意味著被保險人的任何“輕微違法行為”都可以成為保險人免責的依據，比如闖紅燈、越障等常見的違反交通規則的行為，而即使是違約，也因為違反了《合同法》而將其納入其中，顯然是不合理和違法的，因為這等于免除了保險人依法應當承擔的保險義務，排除了被保險人的合法權利。因此，根據《保險法》第十九條的規定，可以認定免責無效。因此，對“違法行為”的理解和適用只能是狹義的。結合審判實踐，被保險人的行為必須同時具備以下構成可以免除責任的“違法行為”的要件：主觀上是故意的，客觀上違反了“保護他人或者公眾人身、財產安全”的法律規定，而且已經到了更嚴重的程度。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即使被保險人的行為符合上述標準，仍然有必要對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判斷。保險法上的近因原則要求損害后果的最直接原因必須是保險人承保的保險事故。在適用“違法行為免賠”條款時，也應遵循這一原則，即只有當違法行為是造成損害的直接原因時，保險人才能免賠，否則保險人仍負有給付保險金的義務。結合相關案例，筆者認為，違法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一般需要具備以下兩個條件：

1。直接因果關系。也就是說，它不僅在時間上最接近損害后果，而且是造成損害后果最有效、最具決定性的原因。如果這種因果關系被其他行為或事件所打斷，并且隨后的行為或事件與損害后果之間形成了新的因果關系，則可以認定違法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不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比如，在本案中，被保險人高速砸窗追車雖然違法危險，但并不是其死亡的直接原因。當油罐車司機婁某試圖攔下油罐車時，姜某等人超車，他沒有剎車。相反，他撞上了商務車，開了500多米，直到撞上了另一輛卡車的后座。因此，被保險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婁某的故意犯罪行為，該行為打斷并取代了被保險人的違法行為。

2。單一因果關系。在多因一果的情況下，違法行為要構成免賠事由，還需要“單獨”造成損害后果，不能有其他理由同時發揮作用。另一起案件中，被保險人張某在發生交通事故時駕駛報廢機動車，符合“無有效駕駛證駕駛機動車”的免責條款。但法院認為，張某是交通事故中的次要過錯方，承擔事故的次要責任，也就是說，“無有效駕駛證駕駛機動車”的形態并不是張某死亡的全部原因（單一原因），因此保險人在本案中仍不能拒絕給付保險金案例。

以上兩個標準分別從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限定了“違法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也適用于其他免賠事項，即僅當約定事項直接、獨立地導致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能否被視為免除了支付義務。此外，被保險人是否構成免賠額，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應當承擔舉證責任。你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