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周某和陶某是上海一家網材公司的員工。公司自主研發了“穿干網面”生產技術,并采取了保密措施,屬于公司商業秘密。兩被告先后與公司簽訂了勞動合同,保密制度是合同的有效組成部分。雙方均承諾嚴格遵守保密制度
此后,周某因故離開公司,與另一被告陳某成立公司,打算生產與原告“刺穿干網”相同的產品。陶某在與原告公司的合同期未滿時擅自離開公司,加入了陳某、周某的公司。之后,他們訂購了與原公司相同的生產設備,生產了與原告公司相同的產品,并以低于原告公司的價格賣給了幾家公司,造成原告公司同期非法獲利17萬余元,直接經濟損失100余萬元本案爭議的焦點是權利人是否采取了刑法意義上的保密措施司法機關認定的主要目的有兩個審查商業秘密權利人是否采取保密措施。作為商業秘密的固有特征,權利人有必要采取合理措施,對技術或商業信息進行一定程度的保密,這也是司法機關審理侵犯商業秘密刑事案件的事實依據。同時,對于接觸過商業秘密的人來說,是否存在保密措施是判斷行為人是否負有法定保密義務的主要依據,司法機關對泄密行為是否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作出判斷,刑法意義上的保密措施標準與民法意義上的保密措施標準并不完全相同。根據民法的相關規定,只要權利人在勞動合同中規定了一般保密條款,即使沒有其他保密措施,也確立了當事人的保密義務。權利人違反約定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作為最嚴重的法律責任,刑事責任是在其他法律責任不足以救濟受害人時的一種救濟方式,而處罰對象比一般侵權等違法行為對社會的危害更為嚴重。因此,作為一種犯罪,侵犯商業秘密應當比一般民事侵權具有更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基于此,刑法意義上的保密措施的確定原則上要比民法意義上的嚴格。除上述規定外,還要求權利人以簽訂勞動合同的形式提出一般保密要求,并采取其他保密措施,司法機關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確定權利人是否采取了刑法意義上的保密措施:權利人是否告知對方存在商業秘密;權利人與對方是否簽訂了保守商業秘密合同;權利人是否限制他人進入含有商業秘密的場所;司法實踐中權利人是否特別保管或者禁止泄露含有商業秘密的文件,權利人是否簽訂保密合同確定他人的保密義務或者明確提出保密要求,應當綜合考慮,客觀認定。對一般違反保密制度,泄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其擁有的商業秘密,給權利人造成一定經濟損失,但行為人有悔改表現并積極賠償損失的。如果社會危害不大,可以采用民事或其他方式進行救濟,一般不適合處罰;但是,權利人采取刑法意義上的保密措施的,行為人故意違反保密協議,泄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其掌握的商業秘密,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該內容對我有幫助 贊一個
異地扭送期間是否可以折抵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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