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人權的法律保障更完善

在我國目前人權的法律保障還不完善。權利除了受到權力和義務的侵犯之外，還受到制度不健全、金錢作用和人際關系等方面的影響。要想更好地保障人權，進一步解決我國現存的人權問題，我們必須進一步地加強法治建設。首先，立法方面，我國須盡快出臺一部專門的人權法，以形成一個“金字塔式”的人權法律保障體系，全面保護公民人權。這個“金字塔”的最高點就是已經寫入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這一國家根本大法；其次就是這部人權法——現在社會各界都在呼吁這部法律的出臺；下一層是中國現存的各種保護不同群體人權的法律，比如《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殘疾人保護法》等。“金字塔”的最底層則是各種保障公民權利的部門規章、制度和行業規范。人權立法時應做到盡量詳細，明確各項權利，使人民參與其中，繼續堅持民主立法，維護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原則。通過什么途徑立法不是單純的立法技術問題，而是體現法律本質的問題，是直接關系到法律遵守的問題，實際上也就是關系到法律所體現的內容能否得到保障的問題。

我國的人權立法堅持走民主之路，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針，以人民為立法主體，以人民的實踐為立法源泉，以保障最大多數的人的最大利益為宗旨。所以，讓人民參與立法過程就是明確立法要依靠人民，要體現民主，而不是靠少數人或少數利益群體閉門造車。否則，人權立法就會失去其應有的生命力，人權立法就會演化成特權立法，維護保障的是特權而不是大眾人權，人權的法律保障也就會成為一句空話。我國人權立法的實踐也充分證明，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立法，就能做到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為標準，立足全局，統籌兼顧，就能形成比較切合實際的，能為各個方面所接受的并在實踐中行得通的保障人權的法律規定。同時，我國的人權立法應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我國的人權立法應把注重吸收借鑒歷史的和外國的經驗教訓結合起來。其具體做法是，凡經社會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行之有效的保障人權的措施就把它制定為法律，作為原則來堅持。然而，由于事物是在不斷發展的，社會公眾對人權的要求和愿望也會不斷提高，所以人權立法的穩定性，也是相對的，立法要相對靈活。隨著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變化，在有利于最大多數人最大利益，有利于國家的穩定和進步，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前提下，人權立法也應保持適度的靈活性，有一定的預見性和超前性。

這些往往在一些地方性法規中可以先試行，例如，關于公民的遷徙自由權我國憲法考慮到整個中國的國情特別是人口眾多的事實狀況對此未予規定，但我國一些地方性法規嘗試在局部地區從實際上賦予公民這項權利這些地方性法規中的人權立法從實質上講并不是違背了憲法，而是根據這些地區的特殊情況做出的靈活變通。我國人權立法在確定其具體內容時，要尊重中國國情和社會現實，從客觀實際出發，聯系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覺悟程度和要求，系統考慮法定人權的社會保障能力，特別是物質保障能力。圍繞人權立法不僅是從法律上確認人權，更主要的是為了真正實現人權的宗旨。我國的立法機關應進一步從我國的社會實際出發，使我國人權的法律保障不是停留在條文上，而是做到理論與實踐相聯系。執法層次上來說，我們要建設法治政府。建設法治政府，需要政府樹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理念。堅持以人為本，落實“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既尊重人權普遍性原則，又從基本國情出發，切實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放在保障人權的首要位置，在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基礎上，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這就需要各級行政公務人員增強人權觀念，慎用手中權力，在行政管理過程中自覺尊重和依法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主要包括平等權利、政治權利、精神與文化活動的自由、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社會經濟權利以及獲得救濟的權利。樹立程序法治的理念，社會公正大致上可以分為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

建立法治政府必須同時有效實現實體和程序的公正。實體公正涉及社會利益的分配、社會矛盾的解決，盡管目前我國政府法治建設中，對于這類問題有較為具體、詳細的的實體法律保護；但是由于這類問題的徹底解決超越了特定社會階段人們的智慧和能力，實體公正的實現只能是相對意義上的實現。因而與此不同，程序公正以保障人的尊嚴和自由為中心，通過程序機會的均等性、程序的過程性和交涉性，既讓人們看見實體公正的實現，也在一定程度上吸納社會的不滿、實現社會的人文關懷以彌補實體公正的不足。程序法治正是通過在絕對意義上保證程序公正的實現以實現實體公正，從而在總體上實現社會公正。

樹立有限政府理念，公共行政權力是一種能夠支配大量社會資源的公權力，具有無限擴張、易于濫用的特性。因此建立法治政府，首先就需要政府的權利行使必須在法律的框架內運行，受法律的嚴格約束和規范。

公共行政權力直接來源于法律的授權，權利的授予同時意味著權利的限定，權力的行使不得超越法律設定的限度，法是公共行政行為的依據，越權無效，即“無法律即無行政”。依據“人民主權”和“社會契約”理論分析，公共行政權力來源于公民個人權利的讓渡。公民將個人的部分權利讓渡出來委托給政府作為其代表進行統治和管理，這種代理的前提是公民利益的滿足，因此保護人民利益，保障公民權利成為公共行政權力行使的最終目的。建立健全決策責任追究制度。無責任追究就無所謂監督，而無監督決策就會失控，違法決策、不當決策和失誤決策就必然產生。因此，可以說，缺乏責任追究的決策體制是不健全的，必須建立健全各種決策的責任追究制。為此，要完善行政決策的監督制度和機制，明確監督主體、監督內容、監督對象、監督程序和監督方式，各級行政機關要根據不同的決策事項，制定具體的監督制度，完善具體的監督機制。

要按照“誰決策、誰負責”的原則，建立健全決策責任追究制度，實現決策權和決策責任相統一。個人決策，個人負責，集體決策，集體負責，建立健全具體的責任追究辦法，明確每個決策者在決策中的作用和權限以及應當承擔的相應責任。人權司法方面，我們要強化對司法工作的監督制約，促進公正司法，維護訴訟當事人的權利。進一步加強對訴訟活動的法律監督。司法機關應該不斷完善內部監督制約機制。通過改革機構設置和工作制度，全面落實立案與審判、審判與執行分立制度，加強內部制約機制；完善審判監督制度，規范再審程序；加強對法官的監督，建立違法審判責任追究制度；制定法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建立符合法官職業特點的行為約束機制；健全接受外部監督的渠道，公安機關普遍建立警務督察制度，完善執法責任制和主動接受外部監督的機制，規范公安執法行為。

大力發展法律服務業，保障當事人在司法活動中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大力發展法律服務業，司法機關應更重視發揮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維護人權的作用。中國司法行政機關應積極推進律師制度改革。進一步理順和完善了司法行政機關和律師協會相結合的管理體制，明確司法行政機關與律師協會的職能分工，發揮律師協會的行業管理作用。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積極開展司法救助，特別是建立特殊人群的人權司法保護制度。在這里，我們非得注意在世界上都能驚天動地的中國農民上訪問題。這反映出我們的農民基于文化、經濟、政治條件的限制，確實缺乏利益受損后的司法救濟，同時也是法治不力和正義不張的直接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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