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對程序正義的內容有許多不同的理解。一些中國學者認為，在不同地區文化傳統導致程序正義爭論不清的情況下，可以根據《聯合國公約》確定的程序正義最低標準確立程序正義。人們認為，程序正義的內容將繼續發展，但它至少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程序參與原則。包括：所有訴訟參與人親自出席并始終在場；這種參與是有意義的；這種參與是完全有效的；參與者可以得到人性化的對待，并享有人的尊嚴。中立原則。包括：裁判員不參與本案；裁判員不尋求爭議的利益；裁判員對參賽者沒有偏見。互惠原則。包括：所有參與者的平等機會和手段；法官應同等重視各方意見，充分考慮各方意見。理性原則。包括：判決所依據的事實必須得到合理證明；裁判員在裁判前必須做出冷靜、詳細和適當的評論；法官的決定必須基于法院調查和接受的所有證據。程序自治原則。包括：裁決必須在所有審判活動結束后形成；判斷必須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判決應基于參與者的所有有效意見、主張和證據。及時程序原則。包括：審判不應過于倉促；審判也不應過于倉促。7.程序終止原則。也就是說，裁判應該是穩定的

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是刑事訴訟中兩個同等重要的目標。提高效率不應以太快和犧牲正義為代價。“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如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個理論，無論多么精妙和簡潔，只要它是不真實的，就必須予以否定和修正；同樣，一些法律和制度，無論多么有效和有組織，只要它們是不公正的，就必須予以廢除和修正改革或廢除。每個人都有一個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的名義也無法超越。從這個角度來看，程序正義至上的原則是不可動搖的。為了提高效率，盡可能地選擇適當的形式是非常重要的，簡易程序只能將效率與正義結合起來。除了案件的及時處理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外，訴訟程序的公正也是簡易程序作為訴訟程序的重要原因。可以說，簡易程序的各個方面都完全符合程序正義的最低國際標準。

簡易程序本身包含著程序正義的內在要求，即程序即時性原則。所謂即時程序是指對刑事案件的審判，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晚。訴訟速度太慢，難以實現程序正義。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因為不適當地延長審判時間不會適當地關注被告和受害者的利益，他們往往感到被忽視；此外，延遲將使法官難以向程序參與者證明判決結論的合理性，并且在說服控辯雙方在心理上接受判決的合法性方面也會有困難。因此，可以說，簡易程序的實施更直接地關注了被害人、被告人等訴訟主體的利益，使正義得以真正實現。這是刑事訴訟中人權和程序正義的基本要求

簡易程序符合正當程序的最低程序要求

審判是國家的“為雙方提供一種不使用武力解決爭端的方法”。作為試驗，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程序啟動的被動性主要體現在審判程序的發生必須以國家公訴機關或公民個人合法有效的起訴為基礎，不起訴或不審判。法官中立。在刑事訴訟中，法官不能參與控辯雙方，只能做出指導性判決。審判過程的民主。也就是說，控方和辯方可以有效地參與審判過程，并在公開法庭上影響判決結果。案件的處理是最終的。現代訴訟結構的基本模式是等腰三角形結構，即雙方生活在同一水平的兩端，平等面對對方，裁判在中間作出決定。在刑事訴訟中，其基本要求是審判中立和控辯平衡。簡易程序具有上述審判的基本要素。首先，從程序開始，簡易程序也是在起訴方提出請求的前提下啟動的。

起訴程序不得簡化

在本質上，司法權本身并不活躍。為了讓它發揮作用，我們必須促進它。如果向它舉報了刑事案件，它將懲罰罪犯；要求它糾正違法行為，它就會糾正；讓它審查一項法案，它會解釋它。在簡易程序中，審前程序可以簡化，但法官始終堅持不起訴或無理由原則。當檢察官或公民個人不告知時，它不會主動調查刑事責任。其次，在簡易程序中，法官始終保持中立的立場。根據檢察官的要求，它使雙方能夠在平等的基礎上行使辯護權，公正地聽取雙方的意見，最終做出公正的判決。第三，從簡易程序民主的角度來看，簡易程序雖然省略或簡化了審判程序，但由于保護了雙方當事人的選擇權，在尊重雙方當事人基本程序權利的基礎上，應雙方當事人的要求進行了簡化。因此，這是合理的。最后，簡易程序裁決生效后與普通程序裁決具有同等效力。可以說，簡化審判程序仍然是簡化審判程序的主要內容。在簡易程序中，無論采用何種形式的簡易程序，都有一個完整的等邊三角形結構的審判機制。

簡易程序是以自治為基礎的。

每一部訴訟法都規定，簡易程序必須以訴訟各方當事人的同意為基礎。未經被告同意，簡易程序不能啟動，被告也可以在訴訟過程中請求轉換為普通程序。所謂程序是指解決案件的過程。程序的本質特征既不是正式的，也不是實質性的，而是過程和談判，法國學者魯曼曾指出：“所謂程序，是為法律決策的選擇而準備的相互行為系統。為了擺脫人們心目中特定行為的形象，使其具有更抽象的概念性，法律需要實現概念性所固有的選擇功能。正是這個原因導致了這種選擇的發展作為程序的獨特行為順序。“程序的意義在于它可以保證形式合理性或形式正義，也可以使選定的實體結果更加合理。現代刑事訴訟要求在“法官辯論”和“中立裁決”的基礎上進行“在訴訟過程中，當事人盡最大努力說服法官做出對他們有利的判決。所采取的各種行動往往只在當事人和法官之間的互動中考慮。實現法律的公正被認為是法官的任務。當法官要求在雙方的辯論和裁決中，論點得到加強，各方之間的各種措施、主張和反駁的互動必須在法庭法官面前進行。也就是說，當事人和法官在垂直方向上交換信息，形成起訴、辯護和審判的三角訴訟結構。這種結構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被告的供述。事實上，從程序的初始階段開始，國家必須為自己的申訴行為提出合理的理由，即案件的開始應當符合法律規定的理由。“政府官員一般不可能通過撒網證明公民是否有罪來獲取證據。只有在有合理理由懷疑某人涉嫌犯罪時，政府官員才能行使其權力。”。同時，“國家不能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定罪和懲罰被告。無論被告所犯罪行的細節有多小，國家都必須付出代價（通常是相當大的代價）來證明每一項犯罪和每一個細節都符合犯罪條件”。然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