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訴法人的注冊地與實際營業地不一致的情況下，原告選擇向被訴人注冊地所在的法院提起訴訟，受訴法院不應當以該法人不在注冊地經營為由予以移送管轄

異地經營背景下法人住所地管轄的確定

在司法實踐中，因法人登記注冊地址與實際主要經營地或主要辦事機構所在地不一致的管轄權爭議屢有發生。此種現象一方面拖延了訴訟進程，浪費了有限的司法資源；另一方面妨礙了當事人訴權的行使，給不遵守法律規定的不誠信一方以可乘之機，損害了對方當事人的利益。法人住所地的確定，對于方便當事人訴訟和法院查清案件事實具有重要的意義。為了維護公示公信原則，保護原告訴權和方便法院管轄，發揮司法審判的積極導向作用，建議統一明確以法人注冊登記的住所地為確定訴訟管轄的依據。

住所為民事主體所在的場所，即法律關系中心所處的地方。法人作為權利主體，從事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離不開住所的確定，住所對于確定其債務履行地、登記管轄地、訴訟管轄法院、法律文書的送達處所和涉外民事關系的準據法具有極其重要的法律意義。《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起的民事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而在司法實踐中，因法人登記注冊地址與實際主要經營地或主要辦事機構所在地不一致的管轄權爭議屢有發生。此種現象一方面拖延了訴訟進程、浪費了有限的司法資源；另一方面妨礙了當事人訴權的行使，給予不遵守法律規定的不誠信一方以可乘之機，損害了對方當事人的利益。本文擬對實踐中存在的法人住所管轄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建議，以供實踐參考。

一、實踐難題：法人住所地以主要經營地或注冊登記地為準理解不一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民訴法實施意見》)第四條規定，法人的住所地是指法人的主要營業地或者主要辦事機構所在地。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經濟交往日益紛繁蕪雜，異地經營的現象屢見不鮮，有些法人擁有多處經營場所和辦事機構，甚至其自身也無法明確究竟哪個場所是其主要辦公場所，而“網上公司”、“皮包公司”、“連鎖經營”、“家庭辦公”等形式的大量出現更是顛覆了傳統的固定地點的經營模式，法人的實際經營地點更是難以確定。

實踐中因此規定引發的管轄權異議屢見不鮮，為解決此問題，各地的高院出具了不同的審判業務文件以提供業務指導，如下僅以北京和上海法院的實踐作法為例：

例一：北京法院——以實際經營地為準，不區分主次

北京高院一般對于法人住所地的確定明確以法人的實際營業地或辦事機構所在地為準。與此同時，該規定對于多營業地經營的情況也予以說明。北京高院認為，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多營業地或多辦事機構的法人普遍存在，也很難區分“主、次”。為統一司法實踐操作，對主要營業地或主要辦事機構所在地的“主要”不作條件限定，包括規模、時間等等，只要當事人能夠證明其確在該地經營或辦公即可。

例二：上海法院——不排除注冊地的管轄權

上海高院立案條線對于異地經營的法人住所管轄權的確認一直采用注冊地法院擁有管轄權的作法，目的在于保護原告的訴權，避免法院之間推諉管轄，同時也便利法院對法人的住所進行認定。上海高院認為，原告選擇向注冊地法院起訴,該法院不得因被告不在注冊地實際經營為由移送管轄。《民事訴訟法》修改后，上海高院再次作出指導意見，對公司住所地的認定以工商登記為準。

以上兩種做法在實踐中具有普遍性，但由于各地規定不一，引發了以下問題：

第一，法律體系的邏輯性受損。審判業務文件與司法解釋的規定相違背，不同地域的審判業務文件之間互有差異，如北京和上海。不同條線的審判業務文件內部相互沖突，如上海高院立案庭和民二庭曾分別制定了兩個業務文件，立案庭的文件中規定，在被訴法人的注冊地與實際營業地不一致的情況下，原告選擇向被訴人注冊地所在的法院提起訴訟，受訴法院不應當以該法人不在注冊地經營為由予以移送管轄；民二庭則在其審判問答中將企業的主要經營地、主要辦事機構所在地認定為住所地，但如果當事人無法證明或法院難以查證的，以企業的注冊登記地為住所地。以上所述的沖突現象，導致法律體系周密的邏輯性受到損害。

第二，影響當事人的法律預期。管轄地點的確認對于訴訟主體的行為選擇和心理預期影響甚大，由于各地的司法實踐相互差異，有些外地的當事人并不清楚當地的審判業務指導文件，其在合同中約定管轄時注明的被告住所地與司法實踐認定的會有所差異，會影響其對法律適用的預期效果，影響法律指導功能的有效發揮。

第三，法律適用缺乏統一性。各地的法律實踐不一致，導致同樣的問題法律結果不一致。即使在法院系統內部，一、二審法官之間，不同業務條線的法官之間結果不一致，導致同樣問題不能取得一致的法律適用結果。與此同時，實踐中界定“主要營業地”和“主要辦事機構所在地”亦缺乏明確可操作的尺度。對于實際經營地的認定，尤其是在雙方當事人有爭議的情況下，應當提供什么類型的證據，其證明力應當達到何種程序，實踐中均由法官自由裁量。有的法官以被告陳述作為認定的唯一依據，制作一份與被告的談話筆錄，由被告陳述其一直在某地經營，就認定該地為被告的實際經營地；有的法官到居委會、派出所或者商務樓的物業調查，以案外中立方的陳述作為認定被告實際經營地的依據；還有部分法院以當事人提交的被告公司的照片作為認定的依據。同類案件不同的處理結果會影響法院的司法公信力。

第四，法律文書缺乏規范統一。審判實踐中，對管轄權異議的案件法官作出裁定時依據的理由、引用的法律條文各不相同，導致法律文書的論理說法部分的表述比較混亂，影響司法公信力的建設。

二、法人的遷徙自由權及住所地管轄之爭剖析

(一)法人遷徙自由權的有限性

住所對于確定法人的債務履行地、登記管轄地、訴訟管轄法院、法律文書的送達處所和涉外民事關系的準據法具有極其重要的法律意義，是故，法人的住所應當是唯一且確定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經營的需要，法人須改變其經營場所以利于其自身發展，伴之而來的是，法人是否擁有自由地改變其住所而無需履行任何手續的權利，即自由遷徙權？《民訴法實施意見》第四條之規定，通說認為其實際賦予法人如同自然人一樣具有遷徙自由權，且這種遷徙自由不受公司管理機關的住所地登記以及時間長短的限制。無論公約還是國內法，遷徙自由一詞的內涵均是指自然人具有遷徙自由，并沒有涵蓋法人具有遷徙自由權。但就主體資格的角度而言，作為具有法律人格的表現，法人的權利能力與自然人一樣平等。因此，對于自然人具有的遷徙自由，法人亦應具有，只是受到一些限制，如《公司法》第七條、二十三條、二十五條規定公司設立時應當有住所，并在營業執照上注明，若上述登記事項發生變更，應當辦理變更登記；《公司登記管理條例》也有類似規定，同時規定公司登記的住所只能有一個。

(二)法人住所地管轄爭議分析

1、法人未依據規定及時辦理變更登記

法人的住所于成立之時即已登記，一經變更，依據法律規定應當辦理變更登記，《公司法》及《公司登記管理條例》均有相關規定。然而，實踐中，很多法人為享受政策優惠，如工業園區的稅收優惠，而將其住所登記于工業園區內，但主要辦事機構所在地均設立在他處且根據情況變化多次遷移，未及時辦理變更登記，導致法人異地經營的情況時有發生，此種情形，無論有意還是無意，都是一種不誠信甚至是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理應承擔由此引發的不利后果。

2、法人住所地確定標準不一

關于法人住所的確定方法，各國的規定各不相同，主要有三種做法：一是管理中心主義，即以登記時的常設管理機關所在地為住所。二是營業中心主義，即以法人的業務執行地為住所。三是由法人的章程規定。我國《公司法》第十條的規定與《民法通則》第三十九條的規定一致，均以主要辦事機構所在地為法人的住所。一般而言，區分法人的“主要辦事機構”與“次要辦事機構”,以登記為準。由此可見，我國立法實質上采用管理中心主義。但《民訴法實施意見》第四條確定法人的住所以主要營業地或主要辦事機構所在地為準，實則明確法人住所可采用營業中心主義，使得住所確定標準在法律體系內部相互沖突；另一方面，法人的住所應當是唯一的，然依據《民訴法實施意見》的規定，一個法人可能存在兩個不同的住所，一個是管理中心所在地，一個是主要營業地，導致法律規定相互沖突，實踐操作混亂。

三、對策建議：應以登記注冊地確定為法人住所地

對于法人住所的確定，各地的司法實踐中一般有二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法人工商登記注冊的住所地法院有管轄權。法人的住所地應當進行登記且是唯一的，法人的工商登記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因此，營業執照登記的地址為法人住所地，如果發生變化，應及時進行變更登記，未辦理變更登記的仍以營業執照確定住所地。原告只須證明起訴地為被告的登記住所地，起訴地法院即應有管轄權。另一種觀點認為，應以法人的實際經營地作為法人的住所確定管轄。因為法人起訴時的實際經營地不一定位于法人登記注冊的地址，且《民訴法實施意見》第四條確定的法人住所應當是企業在起訴時的實際經營地，以該地為確定訴訟管轄的依據更符合“兩便原則”。

筆者認為，為解決法人住所管轄問題，建議統一明確以法人注冊登記的住所地為確定訴訟管轄的依據。

首先，維護公示公信原則。法律、法規對法人住所的登記事宜予以明確規定，如變更時須及時登記，相對人或第三人基于公示的信息從事的訴訟行為應得到支持。另一方面，法人不進行變更登記實質是一種不誠信的行為，不論有意或無意，都將對經濟往來乃至司法訴訟中形成不穩定因素，由此產生的包括管轄在內的不利后果應該由行為人承擔。因此，對未進行變更登記的法人的訴訟權利應當進行一定的限制，對公司改變經營地址卻不進行工商變更登記，應以工商登記的住所地確定管轄權，公司喪失就管轄權提出異議的權利。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防止被告濫用管轄異議訴權來達到自己的某種目的。

其次，保護原告訴權和方便法院管轄。在實踐中，法人變更主要經營地或者主要辦事機構所在地而不進行相應的工商變更登記的事情時常發生，在糾紛發生時可能其實際經營地或者主要辦事機構已經多次遷移，這無疑加大了原告及人民法院查明其住所地的困難，對案件的審判也增加了許多不確定因素。在確定管轄法院時，如果以實際經營地或者主要辦事機構法院為管轄法院，這無疑加大了原告的舉證責任，對原告是不公平的。因此，如果未進行住所地變更登記，原告一旦選擇以公司工商登記注冊的住所地來確定管轄法院，應當保護原告的訴權，這樣也有利于法院確定管轄權。

最后，發揮司法審判的積極導向作用。實踐中，法人變更主要經營地或者主要辦事機構所在地通常不進行相應的工商變更登記。如果法院認為應以工商登記的住所地確定管轄權，可以發揮司法審判對社會的積極導向作用，促使法人在變更住所地時及時進行變更登記，更好地維護工商登記公示、公信的效力，保障交易安全，促進公司登記管理制度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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