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8年全國民事審判工作會議首次倡議民事審判方式改革以來，我國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經歷了十余個春秋。在此期間，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界的學者為此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也產生了不少頗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對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推動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與此相適應，在這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審判方式改革方面，其關注的焦點主要是一審程序(尤其是普通程序)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而對普通程序救濟的上訴審程序，尤其是對一審程序、上訴審程序以及再審程序彼此之間的協調與整合等方面的問題的研究顯得相對薄弱與明顯不足。而事實上，民事訴訟程序作為一個有機的統一體，我們不可能只去孤立地研究某一程序或程序的某一階段，而忽視程序彼此之間的關聯與整合，更何況，對其中任何一個階段的研究與觸及都往往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應。因此，對訴訟程序的研究決不可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作法，否則，我們的研究不但對民事訴訟程序制度的整體優化產生不了整合效應，相反，會導致其支離與破碎，從而影響其有效地運行。我們認為，對民事訴訟一審與上訴審進行關聯性的考察與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二、我國民事訴訟一審與上訴審的運行現狀及弊端

在新世紀到來之際，肖-揚院長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公正與效率是人民法院21世紀工作的主題，也是人民法院永恒的追求目標。盡管在公正與效率的關系上，有許多學者認為公正是人類普遍公認的至高無上的價值，但是畢竟“遲來的正義乃非正義”，“遲延訴訟或積案實際上等于拒絕審判”。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訴訟公正與效率是一個相輔相成、不可偏廢的統一體。而訴訟公正與效率能否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又仰賴于一套科學合理的訴訟程序機制之建構及其有效實施。具體就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機制運作現狀而言，其公正與效率的價值是否已得到了較好的體現?對此我們顯然很難一下作出判定。但是，通過對近年來中國法律年鑒中有關統計資料的分析，我們不難對中國民事訴訟的運行現狀，乃至訴訟公正與效率的實現程度窺見一斑。1996年，全國法院共審理一審民事經濟糾紛案件4613188件，上訴的為244503件，占一審案件總數的5.3%.其中終審的裁判被再審的為54940件，占二審案件總數的22.47.1997年，全國法院共審理一審民事經濟糾紛案件4760928件，上訴的為270147件，占一審案件總數的5.8%，而終審的裁判被再審的為65442件，占二審案件總數的24.4%.1998年的情況與前兩年情況大體相當，全國法院共審理一審民事經濟糾紛案件4830284件，上訴的為285681件，占一審總數的5.9%，而再審的73741件，占二審總數的25.8%.根據上面的數據統計，不難看出，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機制的運行狀況至少呈現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1)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及不斷健全與完善，我國法院受理的一審民事經濟糾紛案件數量迅猛增長。

(2)在一審經濟糾紛案件中，上訴比例高且呈遞增趨勢。

(3)尤其令人注意的是，二審終審判決被再審的比例已遠遠高于一審判決上訴的比例，且居高不下。

(4)在再審案件中，原判決被變更的比例高。以1997年為例，終審裁判被再審的為65442件，其中原判決被變更的為14480件(其中直接改判的為11414件，調解結案的為3066件)占再審案件總數的22.11%.以上情形一方面說明我國現行的兩審終審的監督制約機制已遠遠滯后于現實的要求，不能有效地保證案件質量和維護司法公正，二審終審制度所面對的卻是一個無法終審的現實。對此，日本鈴*賢教授頗有感慨地說：“看一下再審案件對二審案件的比率的話，民事案件占16—26%，經濟案件也達到了10—20%，實際數量超過了5萬件，達到上訴案件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再審，無論如何，也不能稱為特殊的救濟制度吧，而應看做是無限制運用的近似于第三審的制度”。

另一方面，再審案件的大量出現也不能不為我們現行訴訟運行機制的效率大打折扣。因為在我們國家，所謂的生效判決實際上無論是制度上還是制度的運用層面上都具有非常不確定的效力，它可以因為再審被隨時推翻，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也確實經常被推翻。在鈴*賢教授看來，這是一種違反訴訟“常識”的現象。因此，如何進一步完善一審與上訴審程序，進而更好地協調一審與上訴審的關系，并充分發揮一審與上訴審的功能，已成為我國民事訴訟制度改革不能不加以關注的一個緊要課題。當然，民事訴訟一審與上訴審的功能，沒有得到應有的發揮或難以發揮，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民事訴訟程序機制建構本身的欠科學以及程序彼此之間缺乏足夠的協調與整合仍不失為一個重要乃至關鍵的因素。就現狀而言，我們認為一審與上訴審程序的建構及其相互關系，至少存在以下幾個方面比較明顯的缺陷：

(一)普通程序與簡易程序界限不清與混用，嚴重制約一審程序功能的發揮。從現行立法來看，盡管我國民事訴訟法對簡易程序的規定設有專章，但僅有5個條文，內容粗疏。加之我國缺乏適用簡易程序的專門機構與人員，基層法院的同一法官兼具審理普通和簡易程序案件的雙重任務，從而導致事實上的角色重合。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因普通程序與簡易程序界限不清而導致大量混用的現象也就不足為怪。如起訴時按簡易程序受理，卻以普通程序開庭，或按普通程序受理，而依簡易程序審理，或隨意簡化程序等，造成“簡易程序不簡化，普通程序不規范”，其結果不可避免地會造成該適用簡易程序的卻適用了普通程序，而該適用普通程序的卻適用了簡易程序。在如此現狀之下，要確保辦案質量，維護一審功能之正常發揮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二審上訴案件的大量出現就是最好的說明。

(二)上訴缺乏應有的限制，濫訴現象比較普遍。上訴作為一種救濟機制，各國民事訴訟立法往往都對其給予一定的限制。但從我國現行民訴立法來看，提起上訴的條件是相當寬泛的，幾乎沒做什么限制。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47條的規定“當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審判決的，有權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當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一審裁定的，有權在裁定書送達之日起十日內向上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上訴在我國民事訴訟法中是作為當事人的一項基本權利來加以規定的。應該說，這也是我國近年來二審民事經濟糾紛案件居高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從維護訴訟公正這個角度來說，賦予當事人以充分的上訴權，并使盡可能多的裁判受到上級法院的監督顯然是十分必要的。對此有學者指出，基于訴訟公正這一最高價值目標，上訴審應當發揮以下功能：一是為審判者設立審判者;二是保證審判認識的反復性;三是保障當事人的正當權利;四是減輕法官責任負荷;五是統一法律適用。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一樣，利弊向來是一對孿生兄弟，二者總是相伴而生，相隨而行。由于上訴條件的過度寬泛，不可避免地為一部分當事人出于非正當目的提起非正當上訴，乃至無理濫訴開啟了方便之門。如有些當事人明知上訴無理，卻故意利用上訴贏得時間，以轉移財產、逃避債務;有些當事人雖明知上訴無理，卻偏要上訴，目的是通過耍無賴，將對方當事人拖累、拖倒、拖垮，以便其束手就范，或無奈地與上訴人達成調解或和解協議;更有甚者，有些當事人明知上訴無理，卻試圖通過各種不正當手段，乃至重金收買法官而獲取勝訴判決。此外，還有一些律師基于自身利益的驅動，在明知無理的情況下，卻利用當事人不懂法、不知法而慫恿其上訴者也不乏其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論。上述情形之大量存在，一方面造成了原本稀缺的司法資源被無形浪費，導致訴訟成本增加與訴訟周期延長;另一方面，由于法院負荷的增多，嚴重影響二審作為上訴審的正常功能，尤其是統一法律適用功能之發揮。此外，更為嚴重的是，基于一方當事人的不正當訴訟，往往給對方當事人造成嚴重損失與侵害，導致整個司法公信力的下降。應該說，這也是大多國家的民訴立法都對當事人的上訴權給予適當限定的原因之所在。如日本和德國民訴立法就要求當事人上訴必須具有上訴的利益，并以此作為當事人提起上訴的必備條件。由此可見，我國民訴立法完全有必要在現有基礎之上對當事人的上訴再作適當限定。

(三)上訴審功能發揮受阻，上訴制度的目的難于實現。按照日本學者**英郎教授的觀點，審判機關分為上級審判機關和下級審判機關，允許對下級裁判所的裁判提起上訴，其原因有兩點，一是通過反復審理，以確保給當事人恰當且公正的權利保護，同時還給訴訟當事人一個充分陳述的機會，以便作出一個讓當事人能夠接受的判決。二是通過上級裁判所的裁判，以實現法律解釋和適用上的統一，并認為這是建立上訴制度最基本的目的。實際上，我國民事上訴制度也承擔著上述同樣的使命。如果說還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只能說，我們把發現案件客觀真實比確保法律解釋與適用的統一看得更為重要，而非相反。事實上，從現行民事訴訟的運行狀況來看，上訴審并沒有充分發揮其應有的功能，這從近年來再審案件的不斷遞增、再審案件所占上訴審案件的比例尤其是再審判決變更比例居高不下就足以說明。當然，上訴審功能發揮受阻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上訴條件寬泛而缺乏應有的限制，致使每年上訴的民事經濟糾紛案件繁多，且呈遞增趨勢。上訴審的負荷過于繁重。其次，由于我國現行證據立法所奉行的是證據隨時提出主義，缺乏嚴格意義上的舉證時效制度，二審法院往往承擔著十分繁重的審查任務，致使他們不可能對一審法院的適用法律問題進行仔細的審查，并在法律適用的問題上得出更加符合法理的結論。當然也就更談不上對一審是否違反法律程序進行專門審查。因此，二審法院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失去了對一審法院適用法律不當、違反法定程序現象進行糾正的能力。再次，基于現有體制所導致的地方保護主義的普遍存在，使原本脆弱的上訴審程序更難以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很多的民事經濟糾紛案件就在一個城市或地區的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了終審裁判，訴訟當事人無權再通過普通救濟途徑向這一城市和地區以外的高級人民法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訴。盡管法院上下級之間只是一種監督和被監督的關系，但事實上的行政依附關系依然存在，加之地方政府的干預，其情形更是可想而知。應該說，這也是近年來再審案件居高不下，原終審判決屢遭變更的原因之所在。如前所述，這畢竟是一種違反訴訟“常識”的現象，我們的目標依然是在通過完善各項制度與程序機制，確保上訴審功能的充分發揮及其目的實現。

三、我國民事訴訟一審與上訴審關系之重整

(一)進一步完善普通程序與簡易程序，正確理順二者的關系，充分發揮一審程序的功能

一審程序是民事訴訟的必經程序，所有訴諸于法院的民事經濟糾紛案件都在這里匯聚。因此，民事訴訟制度的理想，就是希望通過這一道程序能將絕大部分民事經濟糾紛案件加以解決、過濾和平息。因此，民事訴訟一審功能能否充分發揮，是我國民事訴訟程序機制整合的前提基礎和關鍵。上訴審作為一種救濟機制，其目的仍在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確保法律的正確與統一實施，并以此監督下級法院的工作。但是，我們在啟動上訴審程序以確保訴訟公正的同時，也不得不為此而付出代價。如訴訟成本的增加，訴訟周期的延長，以及由此而導致的訴訟效率降低等。因此，無論從訴訟程序機制的建構層面，還是從訴訟程序機制的運作層面來說，民事訴訟的理想狀態是盡可能在一審程序中使糾紛得以徹底平息和解決。而民事經濟糾紛能否在一審中得到妥當解決，其中一個不可忽視乃至關鍵的因素就是一審訴訟程序本身的科學建構及有效實施。

我國民事訴訟將一審程序分為普通程序與簡易程序。在近十多年的民事審判方式改革中，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界就一審普通程序的探討相對較多，而對民事簡易訴訟程序的研究卻相對不多，亟待我們進一步探索。尤其在目前司法實踐中普通程序與簡易程序界限不清乃至相互混用的現狀之下，更應厘清二者的界限，正確處理二者的關系，以確保整個一審程序功能的充分發揮。在當今世界各國的程序法領域，糾紛解決機制多樣化和訴訟程序多元化已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邏輯結果和適當解決糾紛的內在需求。因為現代司法在面對訴訟爆炸和價值多元這兩大現實的時候，我們將發現任何一種“完美”的程序設計實際上都難以在公正與效率之間求得平衡，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各個國家在設計他們的程序制度時，往往根據案件的性質和繁簡來設置相應的程序，并以此為契機，將程序的多元化與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法理加以有機的結合，以使當事人在公正與效率之間求得一個合理的平衡。如日本、德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等，他們都在構筑一審普通程序的同時，還構筑了相應的簡易程序，乃至小額訴訟程序，以滿足當事人程序選擇權及各類案件審理之需求。應當說，我國1991年民訴立法也采納了一審程序多元化的立法模式，即在普通程序之外構筑了與之相應的簡易程序。但是由于我們對簡易程序構建的法理基礎缺乏深入研究與探討，沒能科學厘清普通程序與簡易程序的關系，在立法上表現為簡易程序規定的內容粗疏，在司法實踐中卻導致普通程序與簡易的混用，其結果是嚴重影響各自功能的充分發揮。因此，深入研究簡易程序建構的法理基礎，并對其進行相應的改革與完善，是我們當前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般來說，我們認為簡易程序的建構應當遵循以下法理基礎：1確保公民平等使用訴訟制度的機會;2費用相當性原理;3簡速裁判的程序保障;4訴訟審理非訟化之需求;5充分尊重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并以此為基礎，宜進行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革：1增設適用簡易程序的機構和人員;2進一步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3增設調解前置程序;4進一步簡化訴訟程序內容;5改革簡易程序的收費制度;6擴大法官職權范圍，滿足訴訟審理非訟化之需求;7進一步調整審級救濟機制，嚴格限定再審。

(二)適當限定上訴條件，嚴防濫訴行為之發生

如前所述，由于我國的上訴條件過于寬泛，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會為一些當事人的濫訴提供可乘之機，并嚴重影響上訴功能的發揮及其目的之實現，并導致訴訟成本之增加以及對方當事人合法權益之無端侵害。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說，我們都沒有理由不對上訴加以適當的限定，在借鑒世界其他國家民訴立法的基礎上，我們認為除了應堅持現行民訴立法所規定的一般上訴條件之外，還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其加以進一步的限定。

1當事人提起上訴，必須具有上訴利益。所謂上訴利益又稱不服利益，是指原審法院作出的于當事人不利，而由當事人提起上訴并要求上訴審法院予以改判的判決結果。至于何為不服利益，學者之間頗有分歧，但概括起來主要有三種學說：(1)實體的不服說(舊實體的不服說)。此說認為當事人于上級審在實體上有得到較原判更有利之判決之可能性時，即認為有不服之利益。依此說則縱使系在第一審獲得全部勝訴之當事人，亦得為要求更有利之判決而提起上訴。(2)形式的不服說。此說認為與當事人在原審之聲明相比較，原裁判所給與當事人者在質的或量的方面較少時，對第一審之原判決有不服之利益。(3)新實體的不服說。此說認為因前審判之確定，依其所具有之既判力或其他判決之效力，將蒙受致命的不利益(不得依提起后訴獲得救濟)之人有不服之利益。以上三種學說，以形式的不服說為通說，但亦承認若干例外情形，此等例外情形酌采實體的不服說，在目前德國和日本的司法實務中，大多以形式不服說為原則，以實質不服說為例外和補充。就我國現行民訴立法而言，似乎仍宜采通說。即對于全部勝訴之當事人，原則上無不服利益;對于判決理由之判斷雖有不服，但結果上仍獲勝訴者，亦無上訴利益。如此規定，在于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防止濫訴行為之發生。

2尊重當事人的程序處分權，從立法上認可當事人不上訴之合意。所謂不上訴之合意，是指就特定的事件，以合意排除審級制度的適用。若有此等合意，則無須持上訴期間之經過，判決即于宣示時確定。從立法上認可當事人不上訴之合意，是尊重當事人程序處分權之體現。對此，許多國家的民訴立法勻予以認可，并將其視為第二審上訴權發生之障礙。當然，這里須指出的是，不上訴之合意與上訴權的舍棄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所謂上訴權之舍棄，是使已經發生的上訴權歸于消滅，而不上訴之合意則根本使上訴權無由發生。此等合意，不限于在原終審判決后，在原審終審判決前亦可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