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證期限是《證據規定》設置的一項極其重要的新制度。舉證期限的設置改變了證據提出的時間模式，由原來漫無限制的“隨時提出”改為須在一定時段內提出的“適時提出”。當事人若逾期提出，除非該證據屬新證據，否則將承擔證據失權的后果。而證據失權恰好能較有效地遏制當事人在訴訟中惡意搞突然襲擊、拖延訴訟的手段這一弊端，有利于各個訴訟主體按照誠實信用原則，在協商確定的期間或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間完成自己的訴訟義務，確保案件的及時審結;它加強了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的舉證責任，雖仍允許當事人提出新證據，但對新證據及其提出時間都有了明確和嚴格的限制，從而使誠信和效率原則在民事訴訟舉證環節得以貫徹，使舉證責任有了落腳點，訴訟程序安定問題也基本得以解決。盡管如此，舉證期限在實踐操作層面上仍還有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例如，如何對待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屆滿前撤訴后以同一事實理由再次起訴的問題?實踐中經常遇到原告為避免證據失權，在舉證期限屆滿前因未能提供充分的證據，支持自己的訴訟主張而先向法院申請撤訴，待取得充分證據后再次向法院起訴。

對舉證期限屆滿原告的撤訴申請應否準許，實踐中意見不一。有觀點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法院對原告的撤訴申請就不應準許，而應根據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提供的相關證據，做出判決，即如果原告舉證不充分，就應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其理由有二：

一是從證據失權理論和司法解釋本意出發，逾期舉證的法律后果即證據失權，該失權的證據在其后就同一事實的證明也不再恢復法律效力;禁止當事人就同一事實重復訴訟，禁止法院就同一案件重復審判，即維護法院判決的既判力。如果整個訴訟過程中、甚至再審程序中，當事人都有權隨時提出證據的話，既判力將不復存在，法院的判決根本不具終局效力，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也將始終處于不確定狀態，因此規定舉證期限制度，在理論上是出于程序安定的價值考慮。

二是原告撤訴重新起訴意在逃避證據失權的后果，屬惡意規避法律，若承認重新取得證據的證明效力，舉證期限的規定將名存實亡。當然，也有一部分人認為起訴和撤訴是當事人的訴訟權利，應當允許。舉證期限的規定就特定的訴訟階段而展開的，也就是說，它的終局效力存在于一件案件或同一案件的某一特定程序之中。當事人的處分權與舉證期限的關系并不矛盾。撤訴是民訴法規定的當事人的基本權利，是當事人處分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法院不得干預。而舉證期限則是在一件案件的訴訟過程中發生作用，即特定案件的一審、二審和再審，而不包括其他案件的訴訟和另行訴訟。同一證據在不同訴訟中的運用不受前一訴訟中舉證期限的限制。

舉證期限制定的目的在于保障訴訟程序的安定性，根據證據及時提出主義原則，當事人應當對其提起訴訟所依據的證據，在法律規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內及時向對方公開展示與披露，這是現代訴訟秩序安定與正當程序所確立的一種行為模式，防止當事人實施證據突襲。而舉證期限的規定不能剝奪當事人行使訴訟的權利。訴訟的開始終結和訴訟對象由當事人決定，法院不得干預，起訴、撤訴取決于當事人行使訴權的表現，法院審判應受其限制而不得依職權變更、替代而作出判決，否則構成對當事人處分權的侵犯。而且，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法院應予受理具有相應的法律依據。訴訟法明確規定當事人撤訴或人民法院按撤訴處理后，當事人以同一訴訟請求再次起訴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訴訟當事人因證據不足，撤訴后在訴訟時效內再次起訴人民應否受理的問題的批復》中亦明確人民法院應該受理。由此可見，撤訴是民訴法規定的當事人的基本權利，是當事人處分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法院不得干預。因證據不足，難以勝訴，是當事人撤訴最為常見的原因之一，很多情況下原告確實是在訴訟過程中發現證據不足而采取撤訴的方式以實現自己的利益，有一些根本談不上是在惡意規避法律;根據自治原則，即使法院發現原告是出于規避法律這樣的原因撤訴，只要不損害國家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權益，法院應準予撤訴，撤訴如果是合法的，法院無理由阻止。因為法律存在的漏洞，不能認為就是當事人惡意規避。所以，對民訴法第114條規定“宣判前，原告申請撤訴的，是否準許，由人民法院裁定”的理解，應該是在一般情況下，人民法院應該準許，除非在原告申請撤訴，被告已提出反訴;或者案件涉及違法犯罪;或者有證據證明原告惡意行使訴訟權等情形，人民法院才可以不準許撤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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