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是處于平等對抗地位、有糾紛的雙方向處于中立地位的裁判方告訴其糾紛，并請求裁判方解決其糾紛的活動。

首先，再審案件的審判根據原審級不同而完全依照第一審程序或第二審程序進行，存在操作上的困難。這是因為，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理的案件畢竟不同于普通程序中第一審或第二審之時，由于時間的轉換有些情況可能已發生變化，而此時依照第一審程序或第二審程序進行審判則變得沒有必要或不可能。其一，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開庭進行，即開庭審判是第一審程序的原則，而再審案件并非須全部開庭，有時不必開庭，可直接審判。如真正犯罪人已定罪，原受有罪判決人顯為無辜時，應徑行宣告無罪，而無需開庭審理。此時若仍然依照第一審程序進行審判，實屬多余。其二，除可直接判決者外，再審案件皆需開庭審理，但因案件情況變化，依照第一審程序或第二審程序進行審判恐難做到。如原被告人已死亡或因患病無法出庭，則訊問被告人、被告人最后陳述等普通程序的重要內容無法進行。因之已不可能真正依照第一審程序或第二審程序進行審判。其三，再審程序是在普通程序基礎上進行的，作出的新裁判以原生效裁判為基礎，表現為或者維持原裁判，或者直接改判。但再審案件為原第一審案件時，再審程序依照第一審程序進行，此時易造成一種假象，即審結后作出的新裁判是拋開原裁判重新作出的。因此，不特別規定再審后作出裁判的方式，僅規定依照第一審程序審判(原一審案件)，顯然是立法的缺陷。其四，我們認為，在再審程序中，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庭履行檢察監督職能(在抗訴案件中并承擔支持抗訴的職能)，這是檢察監督在再審程序中重要的實現形式。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87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對于事實清楚的上訴案件可以決定不開庭審理，那么依照第二審程序審判再審案件時，照此規定，若再審案件為事實清楚的申訴案件時，人民法院可以不開庭審判，則人民檢察院對再審程序的審判監督因檢察人員無法出庭而無從實現。其五，第二審程序遵行上訴不加刑原則，對于僅有被告人一方上訴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罰，那么人民法院審判僅因被告人一方提出申訴而決定再審的原第二審案件或上級人民法院提審的案件時，根據法律規定須依照第二審程序進行，是否亦應遵從不加刑原則呢?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司法實踐中也沒有堅持這一原則。我們認為，再審程序作為糾錯程序不應適用這一原則，是否加刑應從再審案件的具體情況出發具體分析。可見，再審程序與第二審程序有著不同的原則，僅僅規定人民法院再審原第二審案件或上級人民法院提審的案件依照第二審程序進行，只會帶來實踐中的問題。據此種種，我們認為，現行刑事訴訟法無視再審案件變化了的情況以及再審程序的特殊性，在沒有作出特別規定的情況下，僅規定再審程序根據再審案件原生效審級再依照第一審程序或者第二審程序進行，無疑是立法的失誤，缺乏可操作性。

其次，根據上述規定，若原裁判生效審級是第一審，則再審后作出的新裁判為第一審裁判，可以上訴、抗訴，若原裁判生效審級是第二審，則再審后所作出的新裁判是終審裁判，不得再上訴、抗訴。立法作此區分，其目的之一是對普通程序中未上訴、抗訴而致第一審裁判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未行使上訴權的補償，即普通程序中當事人未上訴、檢察機關未抗訴，或上訴、抗訴不合法而致未行使或未正確行使的上訴權、抗訴權，要在再審程序中予以救濟。這種做法看似合情卻不合理。我們認為：第一審案件經審理作出裁判后，當事人不上訴、檢察機關不抗訴或因上訴、抗訴不合法被駁回，則上訴權、抗訴權已然消滅，其法律后果如同二審，即導致一審裁判生效，獲得既判力和穩定性，并宣告普通程序的終結。只是為了調和法和穩定性和正義的矛盾，在具備法定條件時方可開啟再審程序這一特別救濟程序。再審程序作為特別程序獨立于普通程序，是普通程序之外的一種全新程序。盡管它以普通程序為存在前提，但具有獨立性，因而普通程序中已消滅的上訴權、抗訴權絕沒有在特別程序中予以補救的道理。否則，再審程序的獨立性將不復存在，并造成其救濟范圍的無謂擴張。立法作此區分，其根本考慮是認為普通程序中案件只經第一審程序未經第二審程序審判，顯然失去了一次把關的機會，在再審程序中增加一次上訴、抗訴的機會，也就多一次審判，從而可以保證案件的審判質量。我們以為不然。其一，案件多經一次審判獲得正確處理的可能性或許大些，但并不必然如此。其二，再審指向的無論是原一審或二審終審的裁判都是生效的裁判。而一審終審后生效的錯誤裁判經審再后所作的新裁判，與二審終審后生效的錯誤裁判經再審后所作的新裁判，都是在經過嚴格的再審程序審理后作出的。這兩種新裁判錯誤的可能性同樣存在，但前者并不必然較后者有更多的錯誤機率，僅因其在普通程序中的審級不同而區別兩者的法律效力，對后者則是一種不公正。其三，再審后作出的新裁判仍允許象普通程序中的上訴審程序那樣提起上訴而不加任何限制，實為無視再審程序作為特別救濟手段之于普通程序的特殊性，只會造成訴訟拖延，不利于裁判權威與安定性的實現。

毋庸諱言，再審程序在重開啟動時，審理對象上與第一程序、第二審程序是不同的。第一審程序基于起訴權而啟動，其審理對象是起訴書;第二審程序基于上訴權、抗訴權而啟動，其審理對象是一審未生效的裁判;而再審程序則是在普通程序終結之后并生效裁判確有錯誤的情況下，因人民檢察院抗訴或人民法院自行決定再審而開啟，其審理對象是已經生效的確有錯誤的裁判(包括一審裁判與二審裁判)。對生效的裁判實施救濟的特殊手段這一特征構成了再審程序與普通程序的本質區別。正是再審程序的這一特點加之再審案件具體情況的變化，導致再審程序不宜或難以依照第一審程序或者第二審程序進行。并且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作為再審的對象，正如本文已闡明的觀點，如果原來的判決、裁定是第二審人民法院作出的，證明原來的案件已完成兩審終審。如果原來的判決、裁定是第一審人民法院作出的，說明一審審判后當事人既未上訴，檢察機關亦未抗訴，案件無須進行兩審終審。對于已經完成的兩審終審案件或者無須進行兩審終審的案件，發現處理結果確有錯誤，由法定的司法機關或公職人員提起審判監督程序，是不存在保障當事人的上訴權并貫徹兩審終審制的。換言之，再審程序關注的是案件經普通程序審理的結果，即生效的裁判是否確有錯誤(如果確有錯誤，則開啟再審程序)，而并不關心普通程序的過程即不過問普通程序中的具體審級，因為它僅與普通程序的結局有關，而與程序過程無涉。

從以上議論出發，我們認為，應根據再審程序的特殊性并結合再審案件的具體情況，設計審判監督程序的審判程序，它是獨立的程序，不再區分為第一審程序、第二審程序，統一為審判監督程序之審判程序，即再審程序實行一審終審制。這一程序同普通程序之第一、二審程序存在相同之處，但具有自己特別的規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