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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崗職工是否與國企業解除勞動合同，終止勞動關系，是企業是否減下人來，解決其冗員問題的一個標志，關系到國企改革的成敗。而勞動關系對職工來說，又是他們與企業之間的全部利益所在。因此，我們要將勞動關系積極處理，確保社會的穩定。 但是如何積極處理勞動關系呢？

一、充分考慮下崗職工的情緒和心態

我們對十幾家企業的調查和五十多名下崗職工的訪談表明：如果說職工對下崗還勉強可以接受的話，那么一下子斷關系，他們則無論如何也是難以接受的。從觀念上說，長期受“干一行，愛一行”、“愛廠如家”和“樹立主人翁的責任感”的政治教育，過去傳統的社會文化在他們思維方式上已經打下深深的烙印。一下子讓他們斷關系，心里上難以接受。

下崗職工的情緒和心態，既有利益問題，也有觀念問題，它直接影響企業與下崗職工解除勞動合同的操作，甚至會使中央、國務院“下崗分流、減人增效”的改革精神變形和走樣。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除了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以外，還要做大量的政策宣傳和思想政治工作，特別是讓下崗職工了解社會保障的三條線，強化他們通過市場自主擇業的意識。同時要隨著再就業工作力度的加大，實現隨出中心，隨斷勞動關系。

二、妥善處理下崗職工的切身利益

下崗職工心態和情緒，不僅僅有著傳統的社會文化政治基礎，更重要的是有著深刻的利益基礎。計劃體制下的一次分配定終身的就業，給職工帶來的最大利益是生、老、病、死、傷、殘均由企業承擔，盡管“低工資，多就業”的政策使職工的工資收入很低，但基本上是沒有后顧之憂的。現在職工下崗，在低工資的水平上收入劇減，職工已經難以接受了，如果再解除勞動合同，中斷勞動關系，徹底切斷了他們的利益，他們就會感到被逼到絕路，由此就可能產生偏激情緒和過激行為。

我們說，改革的成本不應該也不能全部讓職工來承擔，否則，他們眼前利益受到巨大損害，不管我們如何宣傳這是符合他們長遠利益的，都不會使他們成為改革的擁護者和支持者，而可能相反。因此，解除勞動合同，終止勞動關系必須在利益上給予下崗職工最大限度的保障。當前下崗職工最關心的是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的問題，那么我們在擴大養老保險制度和推進醫療保險制度改革中，就必須有針對性地制訂政策措施，以解除下崗職工的“燃眉之急”。

“隱性就業”問題，是下崗職工的另一種利益再現。它本來源于在職職工“停薪留職”和“第二職業”的政策，而如今卻成為下崗、分流人員用以維持生活的手段。我們調查的五十多名下崗職工中，幾乎所有的都在外邊有活干或干過活。究其原因是生活所迫。我國長期實行的“低工資、多就業”的政策使目前大多數國企職工家庭缺乏積累，職工收入支出的“恩格爾系數”很高。職工一般的家庭結構是雙職工帶一個孩子。一些年齡偏大的下崗職工，家庭負擔更重。一方面工資銳減，另一方面孩子上學花銷大，老人又需要供養，生活非常困難，有的連生活也難以維持。出去干點活，多掙點錢，不過是出于維持生活的需要。

僅從這個意義上說，“隱性就業”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下崗職工的收入損失，是市場自發形成的平衡，社會自動形成的一種“減震器”。當然，它所帶來的副作用是使勞動關系趨于復雜，勞動合同管理趨于混亂，勞動法難以貫徹。這個問題不解決，勢必影響國企改革的進程。但是，解決“隱性就業”必須講究策略，目前大多數下崗職工不敢讓企業知道他們在外邊干活，一是因為他們在外邊的工作大多穩定或帶有臨時性；二是怕企業知道了以后不再發基本生活費；三是更怕被解除勞動合同、終止勞動關系。解決“隱性就業”必須考慮下崗職工的實際情況和利益，既不必輕易打破市場自動形成的平衡關系，又要使真正有了較為穩定收入的下崗職與原企業斷關系。這就需要開展細致的調查研究，摸清底數，制訂具體的政策措施。

三、處理勞動關系需要考慮的幾個策略

妥善處理勞動關系既關系國企改革的成敗，也涉及下崗職工的切身利益，非常復雜，非常敏感，必須積極穩妥，講究策略。從調查的情況看，重點應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政府不應該直接操作“斷關系”。勞動關系是企業與職工之間建立的關系，從勞動合同簽訂雙方確立勞動關系起，到勞動合同解除，終止勞動關系，都是企業與職工自己協商和依法解決的問題。斷關系，比職工下崗更敏感，不是簡單地解除勞動合同，而是切斷職工的既得利益。企業與職工的事情，理應由他們雙方自己去處理。政府應該制定總的指導思想，大原則和優惠政策，并處在裁判的中立立場上，維護雙方的合法權益。

第二，斷關系必須與實施再就業工程相結合。大力實施再就業工程，是解決下崗職工出路的根本途徑。搞活中心出口，實施再就業工程與解除勞動合同，終止勞動關系必須全盤考慮。要實現“隨下隨進，隨進隨出，出大于進”，就必須同時在中心的出口設立“斷關系”的“閘門”，做到：“出一個、斷一個”，“隨出隨斷”。下崗職工實現了再就業，斷了關系也情愿。矛盾分散解決，更易于操作。如果在去年下崗職工實現再就業率達到50%的基礎上，以后兩年每年實現再就業人數大于當年新增下崗職工人數，那么，三年以后，對剩下的下崗職工斷關系，就有可能不發生大的震動。中心這個第一道防線也會平穩地渡到失業保險的第二道防線。

第三，盡快規范用人單位的用人行為。調查中大多數下崗職工反映，一些用人單位招用下崗職工，不是體現“優先錄用”的原則，而是為了使用廉價勞動力。它們既不簽勞動合同，更不繳社會保險費。特別是一些私營企業、個體經營者，隨時可以炒下崗職工的“魷魚”。這是造成隱性就業、下崗職工不愿斷關系的重要原因。在這方面，政府必須有所作為，加大勞動監察力度，要求用人單位必須按照勞動法的要求，與招用的下崗職工依法簽訂勞動合同，并按規定履行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義務。同時，應該給下崗職工一種特殊政策：“先接后斷”。允許下崗職工實現再就業以后，簽訂了新的勞動合同，建立了新的勞動關系，然后再與原企業解除勞動合同，終止勞動關系。這種政策雖然與勞動法的有關規定相悖，但卻有利于斷關系的操作，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權宜之計。

第四，區別對待，分類處理。下崗職工是一個極為特殊的群體。年齡偏大，婦女偏多，素質偏低，技術單一，這是該群體較為突出的特點。這此特殊性反映在再就業工作上是難度大，反饋到處理勞動關系上則是增加了復雜程度。要把復雜的問題簡單處理，就必須分而治之，區別對待，分類處理。實行勞動合同制度以后參加、合同未到期的；35歲以下、實行勞動合同制度以前參加工作的原固定工，可否采用經濟性裁員的辦法，給予一次性經濟補償，終止勞動關系，利用各種措施將他們推進市場。對于年齡偏大、45歲以上的，三年以后仍不能實現再就業的，推向市場也很難再就業的，應該考慮采取“內退”的方式，直至退休年齡轉為正式退休職工，可以穩定一大批。對其他進中心的下崗職工，可以采取與再就業掛鉤辦法，隨出中心，隨斷關系。分類處理可以化解和分散矛盾。

當然，處理進中心的下崗職工的勞動關系，必須與未進中心的分流人員統盤考慮，對那些“停薪留職”、“離崗掛編”、“兩不找”等人員，應盡快清理。我們要確保國企改革目標的實現，而勞動關系積極處理要講究策略，步驟穩妥，有情操作，就可以減少矛盾和不必要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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