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方-梅與王-兵于1996年1月28日領取結婚證，同年12月生一子。2001年10月8日，方、王雙方達成離婚協議：一、二人離婚。二、婚生子隨方-梅生活，王-兵每月貼補撫育費300元至小孩獨立生活為止，于每月月底前給付。三、所有共同財產：房屋、家電、存款等雙方自愿贈與小孩。王-兵分得4000元，同時搬出另居。為擁有離婚的合法手續，方-梅于當日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經法院主持調解，依據當事人雙方的離婚協議制作了民事調解書。2002年5月18日，方-梅與另一男子再婚。后王-兵及其父以“原告故意隱瞞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癥且無民事行為能力這一重要事實，訴訟時未通知被告的法定代理人參與訴訟，原調解協議并非被告真實意思表示”為由，向法院提起再審申請，要求撤銷上述生效的民事調解書，對離婚案件進行再審，并要求追究原告重婚的刑事責任。

在案件再審復查過程中，法院根據原審被告法定代理人的申請，委托精神疾病司法鑒定委員會對原審被告王-兵進行司法鑒定。鑒定結論為：一、被鑒定者在離婚訴訟期間罹患精神分裂癥。二、被鑒定者意識清晰，但對自身利益漠不關心，系無行為能力人。

法院經再審復查認為：原審被告王-兵在離婚訴訟期間就患有精神分裂癥。在法院一審調解時，原審原告方-梅故意隱瞞原審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癥的事實，雙方達成的協議非真實意思表示。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條規定的再審條件，該案裁定進入再審程序。

[分歧]

再審程序啟動后，對本案究竟如何審理產生了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應撤銷原生效調解書，恢復對該案的審理。本案由于原審原告離婚訴訟時隱瞞原審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癥的事實，導致原審程序錯誤，故應將原調解書撤銷，由原審法庭對全案按一審程序恢復審理。原審原告嚴重干擾了民事審判秩序，應予制裁。同時原審原告再婚行為已觸犯刑法關于重婚的規定，應追究其刑事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應按審判監督程序對該案全部再審。原審被告在離婚訴訟時就患有精神分裂癥，無民事行為能力。當然不具有訴訟行為能力，原審被告在未有法定代理人參加訴訟的情況下達成的調解協議自始無效。應撤銷原調解書，按審判監督程序對全案進行再審。根據再審的結果來決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責任。

第三種意見認為：只應對該案涉及財產及小孩撫育問題進行再審，對婚姻關系不予再審。同時對原審原告方-梅妨害民事訴訟的行為進行法律制裁，但不應追究其重婚的刑事責任。

[評析]

本案的爭議焦點主要有兩點，一是婚姻關系是否應納入再審的范圍；二是方-梅的再婚是否屬于重婚。

一、本案再審的范圍是否包括婚姻關系原審被告王-兵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請再審的對象是離婚案件。離婚案件就其本質而言，所要解決的就是原、被告之間的婚姻關系，子女撫育、財產分割只不過是婚姻關系的附屬品。因此，當本案原審原告方-梅隱瞞原審被告王-兵的精神分裂癥狀況，騙取并無訴訟行為能力的王-兵簽收調解書時，此案便產生了一方當事人欠缺訴訟行為能力的嚴重程序問題。一般意義上，此類案件應當撤銷原案的調解或判決，全面進行再審，這也是第一、二種意見的理論依據所在。然而，與一般案件不同的是，婚姻關系并非物權、債權關系，其強烈的人身關系的特點，使得其不能象物權、債權關系那樣，具有可逆轉性。正是因為考慮到婚姻關系的這種特殊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一條才明確規定：“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關系的判決，不得申請再審”。這里的“不得申請再審”，并非是剝奪了當事人的“申請再審權”，而是指對于“解除婚姻關系的判決”而提出的再審申請，人民法院無需就婚姻關系是否恢復進行再審。本案作為“解除婚姻關系”的調解，是否適用該條規定呢？答案應當是肯定的。因為跟判決相比，生效的法院調解在確定力、拘束力和執行力方面，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且婚姻關系的不可逆轉性，不論是在判決還是在調解中，都是一成不變的。而且，從本案來看，方-梅為了達到與王-兵離婚的目的，不惜隱瞞王-兵的病情，而在僅體現個人意志的調解協議中，根本不體恤王-兵的身體狀況，在子女撫育和財產分割上，作出了明顯侵害王-兵合法權益的安排，可見方-梅對王-兵已無夫妻感情可言。如果此案全面進入再審，再去試圖恢復方-梅與王-兵的婚姻關系，王-兵也不可能從中得到幸福。因此，從王-兵個人生活幸福的角度考慮，也沒有必要將婚姻關系列入再審范圍。只需對子女撫育和財產分割進行再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