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方某的行為如何定性,分歧較大,概括起來主要有兩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方某不構成重婚罪。持這一觀點的也有三種不同意見,其一,認為方某與張某的事實婚姻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兩人在居委會主任與派出所民警的調解下自行達成了分手的協議,由于目前法律并未對事實婚姻以及非法同居的解除明確規定采取何種方式,因此,不能一概否認該協議行為的有效性,即可以認為兩人的婚姻已經協議解除,已經失去了構成重婚罪的前提。其二,認為方某是通過開具虛假證明的手段與馬某領取了結婚登記,方某與馬某的婚姻是無效婚姻,無效的婚姻不形成法律上的夫妻關系,故不構成重婚,應由婚姻登記機關進行撤銷。其三,認為本案在犯罪主觀要件上不具備,方某在居委會主任與派出所民警的協調下與張某達成分手協議,這一協議雖然無效,但由于公民對解除婚姻的法定程序不夠了解這一特定情況,方某在主觀上產生了重大的誤解,以為通過協議已解除了與張某的婚姻關系,在這種的情況下,方某的重婚行為充其量屬于主觀上的間接故意,而重婚罪的構成是以直接故意為構成要件的,因此本案缺乏重婚罪的犯罪構成中的主觀要件,故不應定重婚罪,處理時可按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2月13日作出的《關于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第5條解除后一婚姻關系。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方某與張某自1990年起同居至今,且雙方同居時均已達到法定條件,已經構成事實婚姻。該事實婚姻的解除沒有經過法定的程序,只是方某與張某在居委會主任及派出所民警在場的情況下達成的私下協議,因而該解除婚姻的行為是無效的,因此,方某與張某之間仍存在著事實婚姻關系。在這種情況下,方某出具虛假證明與馬某領取結婚證,雖然其領取結婚證的行為是違法的,但顯然是故意隱瞞自己有配偶的事實而與他人結婚,這一行為無論從主觀還是客觀上均已構成重婚。在處理時,應判決方某犯重婚罪,同時解除方某與馬某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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