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李陽(化名)與被告李歡(化名)、李爽(化名)、李誠(化名)系李蔚然(化名)的子女。李蔚然的妻子早已去世。李蔚然名下有房屋一套。李蔚然去世后,該房屋由李陽對外出租,租金由李陽收取。
一審庭審中,李陽提供了李蔚然2012年2月的“遺囑”,該“遺囑”主要內容為:“……李陽因放棄生意照顧我失去了主要經濟來源,我決定我的住房賣出前的租金拿給李陽治病,賣出后拿出五萬元給她,其余房款由四個子女共同繼承……”據李陽陳述,該份遺囑是2012年2月21日,其以輪椅推父親李蔚然到某打印部找打印員打印的,后李陽先將父親送回家,然后請律師楊某、段某到家,在楊某、段某的見證下,由李蔚然親自對該遺囑簽字確認。李陽向兩位律師支付了見證費500元。據此,李陽擬證明李蔚然房屋遺產的價款首先由李陽享有5萬元,且該房產由李陽享有產權。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定該份遺囑無效。
原告李陽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認為,該份遺囑雖非李蔚然親筆書寫,但鑒于立該份遺囑時李蔚然已年逾九十,親自書寫有一定困難,打印后由其本人簽名并按捺手印是現代社會自書慣常方式,該遺囑應視為李蔚然的自書遺囑。且李蔚然對該遺囑的簽字確認過程經兩名律師見證,證明該遺囑是李蔚然的真實意思表示。因此該份遺囑有效,對李蔚然遺產的分割應以該遺囑為準。
被告李爽、李誠不服,向檢察院提出申訴。后檢察院提起抗訴,本案進入再審。
再審法院認為,從遺囑的形成方式看,此遺囑不符合自書遺囑的法律要件,故其不應認定為自書遺囑。此遺囑由打印店打印員實施了制作該打印遺囑的行為,打印人應為代書人,在場人員除了李蔚然、李陽外只有打印人,之后在該遺囑上簽字的二律師并未見證該遺囑的形成制作過程,二律師既不是遺囑的代書人,也不能稱為法律意義上的遺囑見證人。由此,該遺囑無代書人簽名,也無二見證人見證,因缺乏代書遺囑的法定必備要件,屬無效遺囑。
焦點:打印遺囑在法律層面究竟應解讀為何種遺囑?
意見:
蒲某——打印遺囑在法律層面究竟應解讀為何種遺囑,應重點審核遺囑人是否對該打印遺囑的形成與固化具有主導力或完全的控制力。
王某某——目前《繼承法》還沒有對打印遺囑的法律性質以及法律效力作出明確的規定,司法解釋也沒有相關指導性意見。
汪某——若有充分證據證明打印遺囑系立遺囑人真實意思表示,也能認定該打印遺囑具有效力。
說案:
目前《繼承法》還沒有對打印遺囑的法律性質以及法律效力作出明確的規定,司法解釋也沒有相關指導性意見,因此,關于打印遺囑的效力,實踐中爭議較大。三位律師認為,對打印遺囑的效力不能一概否定,若有充分證據證明打印遺囑系立遺囑人真實意思表示,也能認定該打印遺囑具有效力。對于打印遺囑的效力以“非用筆書寫”一律認定無效會導致一些有充分證據證明其真實性的遺囑被法律僵硬否定,當事人對判決結果也較難信服。隨著時代的進步,打印已成了代替筆書的常態化寫作方式。因此對法律的解釋不能完全拘泥于文字解釋,而是要結合法律制定的歷史年代作出符合立法者本意,更接近于現實生活的解釋。
我國《繼承法》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頒布的,距今已有三十年。該部法律訂立之初,電腦還未普及,立法者認識能力有限,不可能預見打印遺囑的出現。但是可以根據立法者的立法意圖來推斷,當初立法者在規定《繼承法》第十七條的“親筆書寫”時,強調的更多是親自,而非所使用的工具。而現代社會發展至今,電腦及電子打印系統已進入普通家庭,其作為書面文書的形式工具和形成方式來說,與傳統書寫工具“筆”和書寫方式“手寫”之于遺囑的形成從法律本質上并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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