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1992年章-紅以2000元入股，企業股份合作制章程規定：企業職工個人量化入股，產權歸個人，參與分紅計息，可轉讓，但不能退股；股東按股份承擔企業經營風險。1996年該企業改為股份制企業，并發給股權證。其時，企業內部經核算，章-紅的股份已增值為14000余元。1997年，章-紅辭職經商，將股權證交與該企業的副廠長汪-揚，汪付給章2000元，以后的紅利就由汪-揚領取。2003年4月，該企業再次改制，清算了原有股份，企業要收回原股權證，并按股權證所載股份的現值金額退還股權人，章-紅的股份現價值近4萬元。章-紅于2003年8月找汪-揚返還股權證，汪-揚以章-紅已將股權證轉讓給自己為由拒絕退還。由于發生糾紛，企業未收回原股權證。為此，章-紅訴至法院，要求歸還尚欠汪-揚的2000元借款，并收回質押給汪-揚的股權證及1997年以來的紅利。雙方均未舉出書面合同，也沒有辦理質押或轉讓股權證的登記手續。分析：對該案的處理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章-紅主張質押的理由成立，應支持章-紅的訴訟請求。根據《公司法》及有關法規和政策的規定，記名股票轉讓必須背書并登記后才生效，所有權始發生轉移。汪-揚作為該企業副廠長，應當知道1996年章-紅所持股份的現金價值，但他隱瞞了股票已增值的實情，賦有欺詐行為，且在轉讓后長達6年時間內，應視為知悉法律和政策的汪-揚卻未向企業申請變更登記，故其主張轉讓的理由不成立。被告的反駁理由不能推翻原告的事實主張，故而認定章-紅的主張成立，應予支持。第二種意見：章-紅主張質押的理由不成立，應駁回其訴訟請求。理由是：章-紅將股權證交與汪-揚后6年來一直由汪掌握并領取紅利，均未提出清償借款，偏在企業宣布退還股份現有價值之后才主張質押，要求歸還所借汪-揚款額。假若該股權貶值，章-紅還會主張質押要求返還嗎？且其事實主張，既無書面質押合同，也不符合質押的法律規定，即《擔保法》第七十八條第三款的規定：“以有限責任公司的股份出質的，適用公司法股份轉讓的有關規定。質押合同自股份出質記載于股東名冊之日起生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一、二款規定：“記名股票，由股東以背書方式或者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方式轉讓。”“記名股票的轉讓，由公司將受讓人的姓名或者名稱及住所記載于股東名冊”。而且，原告既然主張質押，何談返還紅利？原告的訴訟請求自相矛盾。汪-揚以轉讓辯稱，雖未辦理過戶手續，但多年來由其持章-紅的股權證領取紅利，且該企業發放紅利時認票不認人，其他股權人也存在類似轉讓股權的情況。故章-紅主張質押的理由不成立，其請求應予駁回。第三種意見認為：由于企業股份合作制章程規定股份不能退股，1996年第一次改制時，企業內部核算章-紅所持股份的現金價值為14000元，章-紅作為工人并不知情。1997年時，章-紅因急需錢用，而股票多年來只能分紅不能變現，急切將股權轉化為現金，于是轉讓給了汪-揚。汪接受轉讓后，因企業分紅時認票不認人，故而怠于辦理轉讓登記手續。這是情理之事。豈料，該企業6年后，再次改制，將集體企業改為私營企業，徹底清算原有股份并要退股，原股金價值陡增。應該說，要退股是政策性的變故，雙方在轉讓股權證時均難以預料。即使當初汪-揚隱瞞了股票增值之事，章-紅要主張撤銷權也早已超過了的時限。造成現在“勢均力敵”局面，即章-紅提出質押的主張與汪-揚提出轉讓的辯解同樣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形式要價，雙方支持其事實主張的證據均不夠充分，提供證據的證明力大小也相當。此則，若以原告舉證不能駁回其訴訟請求，讓底氣亦然不足的被告獲利；反之讓原告獲利，均有失偏頗。該糾紛發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含有政策因素，使本是水中月、鏡中花的股票，能直接變現退還給股權人。所以，應依照《民法通則》第四條的規定，適用公平原則處理。即股權證歸原告所有，原告補償被告該股權證現值一半的金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