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原告將一輛無牌照的上海50型拖拉機一輛、旋耕犁一臺，以50000元的價格賣給被告，2002年3月5日被告到原告處看車，經試車后于當日付車款20000元，將拖拉機、旋耕犁開走，下欠款30000元由當時在場人王某代被告出具欠條一份，載明：“欠條，今欠張某款叁萬元正30000.00），欠款人李某，代筆人王某”。原告未向被告交付拖拉機有關證照。原告向被告索要下欠車款未果遂提起訴訟。經一審，撤銷原、被告間的車輛買賣合同；原告返還被告車款20000元，被告返還拖拉機、旋耕犁。原告不服上訴，中院認為原告所訴只要求支付欠款，而未要求判決確認合同效力，被告也未提出反訴，法院不能自行發動對雙方當事人間退款退車的處理，遂以事實不清為由發回重審。爭議重審中，法官對于本案如何處理形成二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在拖拉機不具備隨車手續的情況下，原、被告進行買賣交易，違反了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雙方買賣標的物屬于國家禁止交易物，該口頭買賣協議無效，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52條第5項、參照國家經貿部《舊機動車交易管理辦法》第33第4項、《山東省農業機械管理條例》第28條的規定，應駁回原告的訴求。另一種意見認為：原、被告雙方系口頭買賣合同，合同標的物亦已交付完畢，且被告已為原告出具欠據，應認定該買賣合同有效，應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評析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但所持理由卻不是持第二種意見者所持有的理由，因為第二種意見的論述過于簡單，以口頭合同且雙方已履行之理由不能當然推翻第一種意見所主張的無效之理由。而筆者認為，認定本案中的合同有效不但有實定法的法規依據，而且有法哲學的理論基礎，即合法合理。一、合同有效的實定法分析。相同于持反對意見者，筆者認為認定合同有效的法律依據也是無效論者的法條，即合同法第52條第五項之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此條文意思可進一步進行分解為二個層次，即一是欲置一合同于無效的境地，必得此合同違反法律或行政法規，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清楚地界定出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內涵和外延，而這對于一個法律本科學業的法官來說并非強人所難，以此排除了依照部門規章和地方規章進行合同無效判決的可能性。對于此一違反，法官只須做形式違法的理解，而不必要進一步做實質違法的判斷，因此也是狹義的違法，而不是從整個法秩序中衡量合同行為的適法性，文化的、道德的、階層的以及團體的規范都不足以成為判斷合同無效的依據。此一條文的第二層意思即欲判定一合同無效，所違之法必須是法的強制性規定，因此選擇性的、授權性的規范不得以成為認定合同無效的依據，如如果法規定“可以到某機關辦理公證”，則在當事人沒有辦理公證的情況下就不能依此一規定懷疑合同行為的適法性。“強制性規定”一方面為公民設定行為的界限的同時，也為公民權利增加了保證，即這一強制也必須施加于權威自身，強制權威在法的規定之內對合同效力進行認定，而不能另尋規定或自立規則。所以說對于本案合同效力的認定，法律規定是明確的。為進一步強調該主旨，《合同法解釋（一）》第4條又重復性地進行解釋：“合同法實施以后，人民法院確認合同無效，應當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為依據，不得以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為依據”。至此法的精神和要求已是明白之至，所以無效論者“參照”規章及條例的行為只不過是以一種不負責任的名義尋求了法之外的另一種依據。二、合同有效的法哲學分析。法與理相伴，法合于理則法得于順行而理得以彰顯，法與理相背則會使二者遭遇相同的阻力而毀及各自的本體。本案中認定合同有效是否與理相背呢？在此筆者對此問題進行一種超規范的法哲學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