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事訴訟中的訴訟關系

刑事訴訟中的訴訟關系，系指參與刑事訴訟的國家機關、訴訟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相互之間，依照訴訟規則而形成的程序意義上的法律關系[1]。這種關系以上述不同主體在訴訟中的地位、立場、任務、目的的不同為基礎，以訴訟法賦予的不同權利、義務為依據，以訴訟活動的實際進行為條件，兩個及兩個以上主體之間，依照訴訟程序規則進行訴訟意義上的接觸而構成。

現代刑事訴訟是在反對封建專制的糾問式訴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以追求司法公正為目標。為了實現公正目標，無論大陸法或者英美法，都曾努力改善訴訟構造，盡可能使訴訟中的控辯雙方“平等武裝”，達到訴訟權利的大致均衡，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發現真實，同時強化法官的中立地位以保障裁判的客觀和公正。刑事訴訟各主體，也因分別承擔控、辯、審三種不同訴訟職能而持有各自的訴訟立場，并與其他主體構成某種相互關系。其他訴訟參與人亦然。即如證人應當如實作證，這是證人的法律義務，這種義務決定了他在訴訟中的應有立場，意味著他必須提供真實情況，如果證人故意作偽證，他就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如果證人證明的內容有利于確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則該證人屬于控方證人;如果證人證明的內容有利于確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罪輕，則該證人屬于辯方證人。但證人作證不是對控方或者辯方承擔義務，證人只是依法對國家承擔公民的作證義務，他的證言最終只對法律負責，在訴訟意義上只對法院這一主體負責。

研究刑事第二審程序中的訴訟關系，當然要以研究刑事一審程序中的訴訟關系作基礎。在刑事公訴案件的一審程序中，控方是提起公訴的檢察機關，廣義上也包含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以及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人和鑒定人;辯方是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自然也包括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應當減輕的證人和鑒定人;法官作為中立的裁判者，應充分聽取并客觀評析雙方提出的證據，依據真實可靠的證據來認定事實，在此基礎上作出符合客觀實際、符合法律規定的公正判決。控方的訴訟目的在于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辯方的訴訟目的在于否認或者減輕被告人的刑事責任，法官的訴訟目的則在于對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有無及大小作出有根據的裁判。無論訴訟構造屬于大陸法模式或者英美法模式或者混合模式，刑事訴訟中控、辯、審三者的訴訟立場和訴訟目的，概莫如是。傳統理論對于“訴”什么、“辯”什么在觀念上是清楚的，但對于“審”什么卻模糊不清。通說一直以“公訴事實”或“控方訴求”作為審判對象，不僅極易導致法院的審判活動始終狹隘地圍繞“公訴事實”或“控方訴求”來進行，而且必然影響法院中立立場的堅持。從程序設計角度看，以“公訴事實”或“控方訴求”作為審判對象，也只適合一審終審制的法律構造，倘若實行兩審終審制或三審終審制，第二審和第三審的審判對象顯然不再是一審時的“公訴事實”或“控方訴求”。

二、刑事二審程序的性質與任務

我國刑事訴訟實行兩審終審制，以我國刑事二審程序的制度設計為依據來探討刑事二審程序的性質與任務，較易闡明筆者的觀點。我國刑事二審程序亦稱上訴審程序，它可因控、辯任何一方啟動而發生。控方(提起公訴的檢察機關或刑事自訴人)因不服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可在法定期限內提起抗訴(刑事自訴人為上訴)，辯方因不服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可在法定期限內提起上訴，這都必然引起刑事二審程序的進行。無論是檢察機關提起抗訴或者被告人提起上訴，都是基于不服法院尚未生效的一審判決，即認為一審判決在認定事實或者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因而請求上級法院對案件重新審理，以達到撤銷或者變更原審法院錯誤判決的目的。因此，對于提起上(抗)訴的控、辯兩方來說，二審程序是對一審錯誤判決進行救濟的一種程序手段，由于抗訴或者上訴的提起，便有效地阻止了一審錯誤判決生效的可能，并使案件脫離原審法院而轉移至上級法院重新審判，獲得了糾正一審錯誤判決的機會;就二審法院來說，對上、抗訴案件進行重審，不是一般的“辦案”問題，更重要的是解決“一審判決是否公正”的爭議，實現對下級法院的審判監督職能，通過對二審案件的公正審判，保證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正確實施。換言之，二審程序的功能是糾正一審裁判的錯誤，使案件得到公正處理，從而維護法律的尊嚴和法院的信譽。二審程序的這種重要性不應當被輕視和忽視，這一點應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引起重視。

三、刑事二審程序中訴訟關系的錯位

刑事二審程序實質上是對第一審未生效裁判的錯誤進行救濟的程序，請求救濟的無論是一審時的控方還是辯方，所針對的都是一審法院的裁判錯誤。因此，第二審審判中訴訟主體間的關系已產生很大變化，一審中的控、辯雙方這時已不是一審時那種直接對抗關系。如果二審程序因檢察機關提起抗訴而進行，其訴求是糾正一審判決的錯誤，這時作出一審判決的法院即是“程序意義上的被告”;如果是一審中的被告人提起上訴，上訴理由也是一審判決錯誤，這時上訴人同樣是“程序意義上的原告”。因此在二審程序中，新的控、辯、審關系應由上訴人(或抗訴機關)、一審法院、二審法院三者之間構成。二審法院的審判對象顯然已不是一審中的“公訴事實”或者“控方訴求”，而是針對一審判決錯誤提出的抗訴或上訴的理由或訴求。但是，我國現行法的二審程序，對上(抗)訴案件采“全面審理”原則，一般按一審訴訟程序進行審理，所以實際上并不認真研究上(抗)訴的理由或訴求，也不考慮公訴機關、當事人在二審中已經變化的訴訟地位，仍將他們按一審訴訟中公訴人、被告人看待，對實體部分的審判亦仍以一審中的“公訴事實”或“控方訴求”為“審判對象”。這種從訴訟主體間的關系到審判對象的全面錯位，使得二審的救濟功能極難發揮。某些二審法院根本不重視上訴、抗訴案件的審判，特別是對當事人上訴的案件，甚至既不開庭審理，也不與上訴人見面，更不聽取辯護人的意見，在不作任何調查研究的情況下，徑直維持原判，駁回上訴，完全置二審程序的立法意圖于不顧。這樣做的結果，在多數情況下會導致一審錯誤判決長期得不到糾正，確實有違司法公正的宗旨。

二審訴訟關系錯位的直接后果是破壞了刑事訴訟法的自我修正功能，嚴重妨礙了二審法院對一審錯誤裁判及時、有效的糾正，不僅影響司法機關的社會信譽，還進而影響法律的公正形象。因此理順二審訴訟關系意義重大，不能等閑視之。

四、構建新的刑事二審訴訟關系

根據以上分析，確立新的刑事二審訴訟關系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筆者認為，在刑事二審審判中，一審時那種以公訴人代表控方、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為辯方、法官為審判方的訴訟關系不能再繼續套用，應當根據二審訴訟的實際情況來構造新的訴訟關系。

設若一審法院作出判決后，提起公訴的人民檢察院以量刑不當為由提出抗訴，這時控方仍是一審提起公訴的人民檢察院，但其指控的對象是一審判決錯誤，其訴求為撤銷原判，重新改判。因此當二審法院開庭審理這一抗訴案件時，作出一審判決的一審法院應以“程序被告”身份派員出席，履行應訴義務，陳述其作出的一審判決的根據和理由，其法律上的稱謂可名之為“必要訴訟參加人”。提出抗訴的人民檢察院也應派員出庭，陳述抗訴理由，不應當由它的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派員出席。如果此案一審中的被告人沒有就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則他在二審審判時顯然既非“控方”也非“辯方”，但由于他是本案實體意義上的被告，案件的處理結果與他有直接利害關系，他在二審審判中的訴訟地位類似于民事訴訟中“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因此似可名之為二審中“有獨立請求權的當事人”。因此他也有權委托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他同代理律師出席仍可對一審裁判發表意見，例如可以請求二審法院維持原判等。倘若這個當事人也同時提起了上訴，這個上訴也是針對一審判決的，如果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有錯誤，當然牽涉到一審控方舉證的問題;如果認為一審判決適用法律有錯誤，則上訴僅針對一審法院。在這兩種情況下，一審時的被告均為二審時提出訴求的一方，即與同時提起抗訴的人民檢察院同為訴請方，只不過指出一審判決錯誤的內容各不相同，請求改判的目的各不相同而已。而一審法院則無疑應為二審庭審中“程序意義上的被告”，應當到庭陳述一審判決理由，反駁抗訴和上訴所作的指控，以達到維持一審判決的目的。如果依現行法規定的那樣，二審審判中一審法院不出庭參與訴訟，二審作出的任何裁判都等于是在“被告”(一審法院)缺席的情況下作出的，這樣的缺席判決是有違司法公正要求的。

設若一審判決后提起公訴的人民檢察院沒有抗訴，只有一審被告人提出上訴，上訴理由如果是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則牽連到一審中處于控方的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實是否有確實充分的證據予以證明;上訴理由如果是適用法律不當，則主要針對一審法院定罪量刑上的錯誤。無論以哪種理由提起上訴，上訴人的訴求一般都是請求撤銷原判并予以改判。可見在只有上訴沒有抗訴的二審案件中，一審法院同樣處于“程序被告”地位，有必要派員參與二審庭審并就一審判決的根據和理由作出說明，二審法院不應在一審法院缺席的情況下作出裁判。也只有在一審法院派員參與二審審判的情況下，二審審判活動才能構成“控、辯、審”三者相互作用的訴訟狀態。二審法院才可能在兼聽訴辯兩方意見的基礎上作出公正裁判。對于一審判決沒有提起抗訴的人民檢察院，在二審法院審判中應有“獨立請求權”，可以陳述支持一審判決的意見和理由，也可請求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在這樣的程序理念下，雖然上訴、抗訴是針對一審判決的，一審法院成為“程序被告”，但二審審判的對象仍然是案中的刑事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有無及大小，并未因為二審訴訟關系的變化而改變刑事審判的對象。

五、二審程序中一審法院不是實體意義上的“被告”

從一般意義上說，法院是中立的裁判機構，一切訴訟案件，都由法院依法審理，作出裁判。在任何訴訟場合，法院都處于裁判者地位，不是控方也不是辯方。

然而刑事審判制度在數千年的發展進程中不斷地豐富和完善，逐漸形成了現代的完整體系，這個體系包括初審制度、上訴審制度和再審制度。建造這個程序體系的根本目的，則在于保證司法的公正，其著重點又在于保證實體上的公正。

初審制度的功能主要是對案件的事實進行實體審查，作出正確的認定，并依據認定的事實正確適用法律，作出一審裁判。如果一審認定事實正確，適用法律恰當，判處公正合法，則一般不會出現上訴和抗訴，在上(抗)訴期限屆滿時，一審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案件的訴訟亦就此終結。因此，任何一個刑事案件的初審程序既是基礎性的也是最為重要的，如果出現失誤，無論是認定事實的錯誤還是適用法律的錯誤，都可能導致上訴審程序的發生;上訴審(即二審)程序則是以當事人或公訴機關對于一審判決聲明不服為前提，并要求上級法院進行重審以糾正一審錯誤判決的制度，設計這一程序的目的，顯然是為了及時糾正一審尚未發生法律效力的錯誤判決，當上訴或抗訴提起時，即阻卻了一審判決的正常生效，案件也隨之進入上級法院的重審程序。因此，從一審到二審，只是普通程序的一種正常遞進，是適用普通程序審理案件時對于一審可能發生的判決錯誤進行救濟的方法，這種救濟措施，體現了刑事程序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功能。

由于二審是以推定尚未生效的一審判決存在錯誤為前提而請求上級法院重新審判的救濟性措施，所以二審審理可從實體和程序兩方面進行全面審查，以糾正一審判決存在的任何錯誤。這一點與同為救濟程序的再審制度有顯著不同。再審是在案件審理終結后判決已經生效執行的情況下，無論是檢察機關提起抗訴請求再審或者是當事人提出申訴請求再審都不影響生效判決的執行。受理再審申請的法院，只有在查明申請再審的理由成立，原判決確有錯誤的情況下，才能決定再審。所以再審是一種非常救濟程序，其啟動權由負有審判監督責任的上級法院根據申請再審的理由是否充分來決定。其審理的范圍和程序也與二審不同。因此，再審中的訴訟關系也不同于二審中的訴訟關系。在二審程序中，當上訴或抗訴提出之時，一審訴訟中那種控、辯、審關系即發生了變化，提起抗訴的人民檢察院或者提起上訴的當事人都是針對一審法院的判決錯誤，即把一審法院推到了程序意義上的被告席上，并請求上級法院主持公道，對一審法院的判決錯誤進行糾正。這時的一審法院從程序意義上說“當了被告”，但一審法院出席二審庭審時只是以“必要訴訟參加人”身份陳述作出一審判決的根據及理由，并不是以實體意義上的“被告”身份應訴。因為，無論一審、二審或者再審，刑事審判要解決的問題只有一個，即刑事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有無及大小。這是一個實體問題，為了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法院無論在一審、二審還是再審中承辦案件的法官，總是依據當時查明的情況盡可能作出正確的裁判。一審的判決錯誤，只是一審承辦法官對于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有無及大小作了錯誤的評斷，而二審的訴訟目的則旨在糾正一審這種評斷錯誤，而不是把一審法院作為刑事追究的對象。在刑事訴訟的術語中，只有那些被指控犯了罪并且受到刑事追究的人才叫做刑事訴訟中的被告人。所以被告人這個稱謂是從實體法意義上來給涉訟的當事人定位的。因此，我們只在二審訴訟關系發生了變化這個意義上把一審法院視為二審中“程序意義上的被告”，而不是在實體意義上把一審法院作為二審訴訟中的“被告人”，區分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