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提低控高仍然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著力點,也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改善收入分配結構、增強社會財富分配合理性最有效的手段。不過,未來如果要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就會遇到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我們該如何界定現在和未來的高收入者。
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5年平均工資數據,被調查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53615元。12萬元,從全國來說,確實是一個挺高的數字。按照現有征稅規則,12萬元以上收入群體年底要向稅收機關自行報稅。但是,在北上廣深這些一線城市,實際上,年收入12萬元并不是什么遙不可及的事情,而且,生活難言輕松。
2015年,北京市職工平均工資85038元,上海市職工平均工資71269元,深圳市職工平均工資81036元,離年收入12萬元并不遙遠。并且,這只是平均工資。對于北上深的白領,年薪10萬-20萬元是比較普遍的。把高收入標準設在12萬元,將讓很多普通白領被劃為高收入階層,進而有可能承擔與自身經濟能力不匹配的過高稅收。
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速平穩,但是,企業用工成本不斷增加,各地職工收入快速增長,而且,可以預期的是,未來隨著人口紅利的減少,職工工資仍然會保持較高速度的增長。以北京為例,按照去年北京市職工平均工資85038元的標準,以年均增長7%的速度計算,5年左右,北京的職工平均工資就能都達到12萬元的高收入標準了。
到時候,莫非北京遍地都是高收入者了?高收入定的標準太低,就會擴大對中等收入群體的影響,使這些地區的“擴中”受到影響。無論是現實,還是面向未來,高收入的標準都應該進行大幅的調整,給未來的國民收入快速增長留出足夠的政策冗余。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數量,建立穩定的“橄欖形社會”,也需要大幅提高高收入的標準線,對中等收入階層給予更大的政策寬容。
開征個人所得稅目的不是為了收錢,而是為了調節社會財富分配,體現社會公平,在這個過程中,謹防誤傷中產。
值得注意的是,在意見中,也出現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發展中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推出差別化收入分配激勵政策”的要求。
《意見》要求,進一步減輕中等以下收入者稅收負擔,中等收入群體顯然是政策關注的對象。而如何通過改革,讓中等收入群體稅收負擔降低?如果不提高高收入標準,以及調整相關的稅率標準,目前一線城市事實上的一些中等收入群體,可能就會成為被調節的對象,反而會進一步增加負擔。
特別考慮到,伴隨著一線城市房價不斷高漲,普通勞動者本就承擔著越來越重的壓力。希望《意見》的實施能夠真切為中等收入群體帶來實實在在的稅收減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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