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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安機關偵辦刑事案件過程中，對于證據的采用要嚴格按照相關證據規則來執行，其中口供補強證據規則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規則。長期以來，我國公安機關信奉“口供為王”，忽視其他證據，而口供補強證據規則能很好的解決這個弊端，那么口供補強證據規則的價值何在？下面我們來看看律霸小編整理的相關內容。

一、口供補強證據規則的價值

口供在證據價值上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是證據的直接性，對查清犯罪事實、提高辦案效率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另一方面存在不穩定性和虛假可能性，如果運用不當，就有可能導致冤假錯案。正是口供在證據價值上的優劣性并存，致使口供的運用變成了一把雙刃劍：如果過分強調口供的作用，則有可能產生口供中心主義傾向，并帶來產生冤假錯案的風險；而完全否認口供的作用，卻又與辦案實際不相符合。

為最大限度地避免口供產生的風險，許多國家都在賦予口供證據價值的同時，又否認其具有完全獨立定案的能力，并要求必須有其他證據補強其證明力。口供補強規則便在這種情形下應運而生，并在司法實踐中顯現了其獨有的訴訟價值。

（一）強化口供真實性，確保實體公正的實現

刑事訴訟活動的基本目的之一在于查清犯罪事實真相，獲取口供的動力也在于此。可是，口供常常真假難辨，即便是合法取得的口供，也有可能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某種心理動機而虛偽陳述。如果僅根據自愿承認犯罪的口供就直接定案，就很有可能出入其罪，導致認定事實錯誤。同時，“口供具有極強的不穩定性，如果辦案人員在辦案過程中僅僅依靠口供，而不顧收集其他證據，那么一旦被告人翻供，案件就將處于定罪無根據的被動狀態。”因此，口供補強的價值之一就是，在合法獲取口供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決口供真實性問題，確保實體公正的實現。

（二）防止侵犯人權，確保程序正義的實現

盡管我國1979年刑訴法、1996年刑訴法均禁止刑訊逼供及誘供等非法取證行為，但是多年來的司法實踐表明，非法取證行為并沒有因這一規定得到有效控制。其原因就在于“國家對社會控制能力的不足導致刑事訴訟證據難以客觀化”，從而導致口供在定案中的濫用，致使偵查人員始終有非法獲取口供的內在動力。而只有弱化口供的證明力，使口供不能成為定案的唯一根據，才能迫使辦案人員不得不改變偵查策略，從專注突破口供轉變為全面客觀收集證據。

二、口供補強證據規則的條件要求

與其他證據規則一樣，口供補強規則也存在著證據的品質要求。易言之，能補強口供的證據應當滿足該規則獨特的條件要求。

（一）可采性

證據的可采性，又稱證據的容許性或證據資格、證據能力，其首先要求補強證據具有合法性，即與被補強的口供一樣，在收集主體、收集程序、收集行為上必須符合法律規定。否則，將作為非法證據排除在法庭審理之外，也就失去了對口供的補強功能。

其次，要求補強證據與被補強的口供之間具有關聯性，即補強證據必須對口供所要證明的案件事實具有實質性意義和確實幫助，能增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案件聯系的緊密程度。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品格證據通常與其作案行為沒有實質聯系，因而不能作為口供補強證據使用。又如，案后的悔罪表現、和解協議由于與犯罪行為的緊密程度不強，因此也不能作為口供補強證據使用，僅能作量刑證據使用。

（二）可靠性

“證據事實必須是伴隨著案件的發生、發展的過程而遺留下來的、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而存在的事實。”作為補強證據當然也要符合這一屬性，做到來源可靠。對于不能查明準確來源的材料，如匿名信、應當出庭但拒不出庭的鑒定人意見、應當出庭但拒不出庭或出庭后拒不作證的證人證言，不能作為補強口供的證據使用。同時，在收集補強證據時，辦案人員不能依主觀因素而歪曲客觀事實。

（三）獨立性

在司法實踐中，常常有這種情形：當被告人在法庭上對檢察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當庭供認不諱時，公訴人仍然照本宣科地出示、宣讀被告人在偵查階段作的有罪供述。而且，對于這種普遍存在的情形，大家習以為常，無人提出異議。對此，筆者認為，這種做法實際上就是用偵查機關的訊問筆錄來補強被告人的法庭供述，違背了補強證據的獨立性。因此，對被告人當庭認罪案件，公訴人示證的正確方法應是略過被告人的供述，通過出示其他證據來證實犯罪。即便是被告人部分認罪、部分不認罪，公訴人也應僅針對其不認罪部分的事實，向法庭出示其在偵查階段的訊問筆錄并進行質證。

綜上所述，由于僅憑犯罪嫌疑人口供進行結案的話，就容易產生冤假錯案。口供補強證據規則的推出就是為了公安機關能盡早查明案件事實、提高辦案效率、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從而維護司法公正。同時，口供補強證據也要滿足可采性、可靠性、獨立性特征，只有符合這些條件的證據，公安機關才能采納，更多相關問題您可以咨詢律霸吉林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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