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

王某年逾九十，生前育有三女一子。王某的丈夫已于2002年去世，去世后子女曾表示放棄繼承權，全部財產由王某繼承。2011年王某死亡，四子女因遺產分割問題產生爭議。其子拿出王某于2008年自書的遺囑一份，內容為：王某死后將全部遺產均留給兒子，三女不享受遺產份額。三個女兒對遺囑的真實性產生爭議，認為王某自丈夫死后，精神抑郁，從2007年開始就經常精神恍惚，出現了老年癡呆的癥狀;并于2008年突發腦梗在醫院去世。因此，在住院治療期間，王某從智識、意識上都不可能書寫遺囑。最終，法院判定該份遺囑無效。

法官說法：

立遺囑的人必須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人和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不具有立遺囑能力，不能設立遺囑。這樣規定是為了確保遺囑內容確實是立遺囑人的真實意思表示，而不是利益相關人假借立遺囑人之手做出對自己有利的遺產處分。

現實生活中，很多老年人隨著年齡的增大，會出現智識減退的情況，如罹患老年癡呆等，容易出現按照他人意志書寫“遺囑”的情況。在審理過程中，如果確有明確的醫療診斷結果，證明老年人在立遺囑時已經患有相應的病癥，不具備正常的辨識力，不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那么法院對于這種遺囑的效力是不能認定的。

當然，生活中也不乏老年人智識衰退情況較輕、老年癡呆程度較淺，仍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情況。那么，這些老年人在訂立遺囑前一定要事先做好能力認證，或者取得全部利益相關人的認可，以避免將來可能出現的糾紛。

案例2

李某、張某為夫妻，育有一子一女。2002年李某與張某共同立下一份遺囑，將房產均留給兒子所有，將存款留給女兒所有。該份遺囑由李某書寫，夫妻雙方簽字，立遺囑時無第三人在場。李某于2003年去世，張某于2008年去世。張某死后，張某之子要求按照遺囑分割遺產，張某之女提出異議，認為處理張某財產部分的遺囑無效。最終，法院支持了張某女兒的訴訟請求。

法官說法：

《繼承法》第十七條規定了遺囑的形式，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遺囑效力不受法律保護。上述案件中，對于李某的遺產部分，由于李某自行書寫了遺囑，故他的遺囑形式屬于自書遺囑，符合法律的規定，應屬有效。但對于張某的遺產部分，由于張某僅在遺囑上簽字，故她的遺囑形式屬于代書遺囑，代書遺囑依法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并在代書遺囑上簽字，故張某的遺囑形式不符合法律的相關規定，不受法律的保護。由此可見，遺囑的形式關系到遺囑的效力問題，立遺囑人一定要嚴格遵守法律的相關規定。立遺囑之前可以咨詢專業人士，盡量選擇公證遺囑的形式，或聘請專業人士見證遺囑訂立，以避免日后紛爭。

案例3

馬某、錢某為夫妻，育有子女五人，二人生前在律師的見證下，訂立一份遺囑：全部財產由子女均分，小女兒為遺產執行人，負責房屋出租、出賣，并將遺產中的存款20萬元設立基金，以此作為子女五人的大病補貼。夫妻二人去世后，小女兒提起訴訟，要求其他繼承人協助辦理房屋出賣手續及大病補償基金。最終，法院判決支持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法官說法：

遺囑是人生前對于身后事的處理，但設置過多的條件、要求，就有可能帶來諸多麻煩，引發不必要的矛盾。在上述案件中，馬某夫妻二人設定了一名“遺囑執行人”，但該人在法律上并不具有決定遺產如何處分的能力，所以她對于財產的處理意見并不當然的受到法律的保護。也就是說，在二老死亡后，遺囑生效，遺產歸繼承人所有，繼承人享有對于財產的所有、使用、處分、收益的權利;房產是否該出賣、如何出賣，都應當征得全部繼承人的同意，不能按照某一人的意志處理。而對于所謂的大病補償基金，如何設立、如何運作、如何補償，更不是法院能夠處理的范圍。這樣的遺囑，為遺產分割設立過多的條件，不僅難以實踐父母的好意，而且容易產生不必要的矛盾。

案例4

黃某擁有一套房產，其在遺囑中寫明：房產一間由四子女共同繼承，每人繼承份額相同;四人共同繼承后，可對房屋進行出租、出賣，如果出賣的話，小兒子享有優先購買權，購買價為十五萬元。黃某去世后，小兒子提起訴訟，要求其他繼承人履行遺囑，由其購買該房產。最終，法院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法官說法：

遺囑人死亡后，遺囑產生效力，繼承人對于財產開始享有所有、使用、處分、收益的權利。上述案件中，黃某死亡后，四子女成為房屋的共有人，每人享有房產四分之一的份額。遺囑中設立的優先購買權屬于房產共有人，在其他共有人同意出讓，且與其他購買人在同一價格的條件下享有優先購買的權利。如果其他共有人不同意出讓房屋產權份額，或受讓價高于十五萬，優先購買權就無從談起。如果立遺囑人想將自己的房產留于某一個繼承人，并由其向其他繼承人金錢補償，應當直接在遺囑中寫明房產歸屬人以及金錢補償的數額和方法。

(本文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