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和刑事公訴職能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是相伴而生的。早在12世紀,法國國王為維護王室利益,設置了代理人職位。代理人代表國王辦理私人事務,參加訴訟活動。到了14世紀初,法國國王腓力普四世將原來的國王代理人改稱為檢察官,其職權之一就是代表國王對各封建領主和地方當局實行監督，一方面以國家刑事公訴人的身份對犯罪進行偵查,另一方面指導法院進行訴訟。在我國,中國的御史制度即為古代檢察制度,是現代檢察制度的淵源之一。中國古代御史的職能是監督法律、法令的實施,對違反朝政綱紀的官吏進行彈劾,參與監督中央司法機關對重大案件的審判,在全國范圍內或在特定地區對地方司法進行監督和檢查。可見,無論是從西方檢察制度的發展來看,還是就中國古代御史制度的職能而言,國家最初設立檢察制度的目標有兩個:一是承擔國家的法律監督職能,二是從事追究犯罪、控訴犯罪的職能。

檢察機關雙重職能的分化發生在近現代。近現代以來,一些西方國家,主要是英美法系國家,發展和完善了檢察機關追究犯罪、控訴犯罪的職能,而弱化法律監督職能。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必須以普通公訴人的身份與被告方展開對抗,在訴訟地位上也與被告人平等。而在另一些國家,尤其是大陸法系國家,則發展和完善了檢察官行使法律監督權的職能,并將檢察機關抬高到了與法院等量齊觀的地位。如法國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負有關注整個訴訟活動合法進行,保障法庭正確適用法律的責任,并有權對違法亂紀的審判行為提出異議;日本刑事訴訟法也規定,檢察官在審判程序中享有聲明異議權，所謂聲明異議權,是在認為法院審判官的訴訟行為違法或不當時,對該法院提出適當的處理要求。

在我國，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主要有以下職權：一是審查批準逮捕、決定逮捕權;二是職務犯罪偵查權;三是刑事公訴權;四是對刑事訴訟的法律監督權。不難看出，刑事公訴權與刑事訴訟的法律監督權是并列的檢察機關刑事訴訟職權的兩個方面。但是，刑事公訴權與刑事訴訟法律監督權并不是截然分開的。刑事公訴權是國家的追訴犯罪權，其基本任務是代表國家指控犯罪，運用證據證明犯罪，達到依法懲治犯罪、維護國家秩序的目的。刑事訴訟監督權主要包括刑事立案監督權、刑事偵查監督權、刑事審判監督權、刑事執行監督權。筆者認為，檢察機關刑事訴訟法律監督權能的有效行使，是不能脫離開具體的刑事公訴權能的，監督是內容，是目的，刑事公訴是形式，是載體。監督權需以刑事公訴權為基礎，為條件，刑事公訴權是監督權得以發揮的必要途徑和手段。例如，對于刑事偵查，檢察機關可以通過起訴或不起訴等形式對偵查機關進行法律監督;對刑事審判，檢察機關可以參與訴訟，以國家公訴人的身份對犯罪行為提起訴訟，出庭支持公訴，對認為確有錯誤的生效或未生效的裁判提出抗訴。鑒于此，我們可以說，刑事公訴的過程也必然是行使監督權的過程，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參與刑事訴訟的各方權力(權利)主體必須澄清以下認識: 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與刑事公訴職能的理想關系集中體現在法律監督職能在訴訟中的良性運行上，法律監督職能的有效行使必須以刑事公訴方、辯護方和審判方積極有效的共同運作為前提，脫離控訴職能,監督職能就會失去其運作的途徑。因此，我們必須在法律上、法理上明確檢察機關專門法律監督者的地位，明確檢察監督權在本質上是一種相對請求權,是一種程序制約權，明確檢察監督權的實現途徑只能是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