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同義務的擴張與合同責任的重構（一）合同義務的擴張在以往的合同法理論上，合同義務即當事人約定的義務（給付義務）。不過，在現代合同法理論上，強調債權目的的實現，履行過程中的義務已不限于約定的給付義務，為了實現債權目的，根據誠信原則和交易習慣，還要求債務人作出必要準備、不應作破壞債權期待的行為、在整個合同過程中盡必要的注意以保護相對人的人身、健康、財產等法益，這便是附隨義務。我國合同法接受了這類理論，規定在合同當事人之間可發生通知、協助、保密等附隨義務（合同法第六十條第二款）。除這種履行過程上的附隨義務外，我國合同法另外又規定了先合同義務（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與后合同義務（第九十二條），將合同義務（合同法上的義務）進一步擴張。在我國法上，所謂合同義務的擴張，指的便是以給付義務為核心，出現了包括附隨義務、先合同義務和后合同義務在內的義務群（參見圖1）。在立法上一般性地規定合同關系上的義務群，大概我國合同法開了歷史的先河，因為在大陸法系其他國家，這方面的規范基本上都是表現為判例法的形式。（二）合同責任的新構造在我國的學說上，“合同責任”概念本身就是一項爭點（參見崔*遠《合同責任研究》第8頁；王*明《違約責任論》第26頁以下）。本文所說的合同責任，是因違反“合同法上的義務”而發生不利的法律后果。與上述合同義務的擴張相對應，相應地在我國合同法上也出現了合同責任擴張的現象。該現象雖與國外學說所謂的“契約責任的擴張”相似，但仍存有少許差異，比如對于德國判例法上的“附保護第三人效力的合同”法理，在國外理論上被作為合同責任主觀的擴張，我國學說雖對此不乏介紹，但原則上不應作為合同法上合同責任擴張的內容，因為合同法強調了“合同的相對性”原則（第一百二十一條），僅個別條文允許第三人享受合同權利（如第二百三十四條將合同權利及與承租人生前共同居住的人）。因而，目前我國合同法上的合同責任的擴張，主要表現為合同責任客觀的、時間上的擴張。本稿所謂“合同責任”，主要指締約上過失責任、違約責任與違反后合同義務的責任（參見圖1）。關于違約形態，學說解釋不一。合同法頒布以前，爭論最大的是應否吸收“先期違約”。合同法肯定了先期違約作為一種違約形態（第一百零八條、第九十四條第二項）。現在看來，違約形態包括先期違約與現實違約兩類。具體言之，先期違約包括“明確表示不履行”（履行期前的拒絕履行）和“行為表明不履行”（履行期前的履行不能）；現實違約分為“不履行和履行不符合約定（第一百零七條）”，“不履行”包括履行不能和拒絕履行，其特點是發生在履行期后；“履行不符合約定”包括履行遲延和不完全履行（包括瑕疵履行與加害給付）；在合同履行需要債權人協助場合，受領遲延亦屬于違約，其中拒絕受領可歸屬于不履行，不能按時受領可歸屬于履行不符合約定（參見圖2）。合同法對于違約責任改采了“嚴格責任原則”，這一做法參考了CISG（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及PICC（國際商事合同通則），是合同法意圖與國際公約接軌的表現。合同法中的“違約責任”，其內涵實際上與大陸法系的“債務不履行責任”有所不同，表現在“擔保責任”已經被統合進了違約責任之中（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一百五十五條等）；另外，“違約”與CISG使用的non-conformityofcontract概念亦有所不同，體現在相應的責任上，我國的違約責任已經可以把對人身造成的“擴大損害”納入進來（第一百一十二條為此解釋留有了余地）。另外，合同法雖規定了后合同義務，但違反后合同義務的法律后果如何，卻未做出具體的規定。筆者以為，仍應按違約責任處理，但不能作為嚴格責任，在構成要件上應當要求債務人具有可歸責性（稱為合同終了后的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