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裁決的案例分析

一、基本案情

甲公司與乙公司因買賣合同糾紛一案，因雙方約定了仲裁協議，甲公司向某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在仲裁調解過程中，乙公司曾表示甲公司確有一定損失，但甲公司沒有對己方要求賠償損失的主張提供相應證據。該仲裁委員會在調解不成后，作出裁決：根據本案情況裁令乙公司補償甲公司損失80萬元，自裁決作出之日起30日內支付。裁決后，因乙公司不履行仲裁裁決的付款義務，甲公司依法向乙公司住所地的某區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乙公司不服該仲裁裁決，于同月向該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撤銷仲裁裁決。該市中級法院組成合議庭審理后作出裁定：認為乙公司申請撤銷仲裁裁決的理由不成立，駁回申請。市中級法院的裁定生效后，乙公司又向該區法院提出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申請。該區法院組成合議庭審理后，以仲裁裁決認定事實所依據的主要證據不足為由裁定不予執行。

二、兩級法院的裁定均于法有據

盡管出現兩級法院對該仲裁裁決的不同態度，一是駁回撤銷裁決的申請、一是支持不予執行的申請，但筆者認為，在法律適用上，兩級法院的裁定均于法有據。

根據《仲裁法》第58條的規定：當事人提出證據證明仲裁裁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員會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撤銷裁決：(1)沒有仲裁協議的;(2)裁決的事項不屬于仲裁協議的范圍或者仲裁委員會無權仲裁的;(3)仲裁庭的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違反法定程序的;(4)裁決所依據的證據是偽造的;(5)對方當事人隱瞞了足以影響公正裁決的證據的;(6)仲裁員在仲裁該案時有索賄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此外，法院認定裁決違背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裁定撤銷。根據上述規定，乙公司在申請撤銷該仲裁裁決時提出了三個理由：一、仲裁違反法定程序。1、甲公司于仲裁過程中，并沒有提出損失的證據，應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2、在仲裁開庭過程中，乙公司并無承認甲公司有損失，仲裁庭援引乙公司在調解時的意思表示作出裁決，違反《仲裁法》第63條的規定。二、甲公司如有損失，應有證據，申請人懷疑其隱瞞了足以影響公正裁決的證據。三、仲裁員有枉法裁判行為。該市中級法院經合議庭審理后認為，仲裁裁決不存在違反法定程序問題，乙公司也沒有提交能夠證明甲公司隱瞞證據及仲裁員有枉法裁判行為的事實依據，因此，依法裁定駁回其撤銷該仲裁裁決的申請,使仲裁裁決的效力得到了維持。筆者認為，本案中，在甲公司沒有提交證明自己損失的證據的情況下，仲裁委員會自由裁量了由乙公司補償“80萬”的損失是不合適的。但是，對此卻無法適用《民事訴訟法》和《仲裁法》的相關規定來撤銷仲裁裁決，該市中級法院裁定駁回撤銷仲裁裁決的申請在法律適用上沒有錯誤。

仲裁裁決生效后，甲公司向該區法院依法申請執行。但乙公司以仲裁裁決書裁令乙公司補償給甲公司80萬元所依據的證據不足、認定事實不清為由，請求法院不予執行。該區法院組成合議庭審查后認為，本案仲裁裁決過程中，雖然客觀上乙公司給甲公司造成了一定損失，但具體損失多少及賠償的計算標準應由甲公司舉證證明，對不能證明的損失部分應承擔敗訴的后果。甲公司沒有舉證，該仲裁委“本著公平原則”，裁決乙公司酌情補償甲公司損失80萬元確屬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該區法院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2款第4項及《仲裁法》第63條的規定：被申請執行人(乙公司)提出證據證明仲裁裁決有“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情形，因此，裁定不予執行。

為什么中級法院維持的仲裁裁決的效力，卻被區法院否定了呢——原因在于我國法律對不予執行仲裁裁決規定了不同于撤銷仲裁裁決的兩種情形。根據《仲裁法》第63條及《民事訴訟法》第217條第2款規定：被申請人提出證據證明仲裁裁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審查核實，裁定不予執行：——除了第(4)項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第(5)項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第(1)、(2)、(3)、(6)項及兜底條款與《仲裁法》第58條申請撤銷仲裁裁決的情形一樣。也就是說，撤銷仲裁裁決和不予執行的適用條件是不完全相同的。該區法院裁定不予執行仲裁裁決也于法有據。

三、撤銷和不予執行仲裁裁決有不同適用條件屬于立法缺陷

為何會出現上述不同適用條件呢——由于我國立法沒有附立法理由書，立法者的本意我們已經無從考證。但是，從我國當初立法追求實體真實等原則的貫徹來看，應當是立法者對仲裁這種民間裁判機構的公正性持懷疑態度，因此架構了一個相對全面的監督體系：一方面，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在審判程序中宣告撤銷仲裁裁決、直接否定仲裁裁決的效力，以此來監督仲裁委員會權力的行使;另一方面，在執行階段，人民法院仍然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審查仲裁裁決的合法性等方面問題，通過裁定不予執行仲裁裁決，間接否定仲裁裁決的效力，實現監督仲裁委員會權力的目的。正是由于直接和間接的不同，立法者賦予了撤銷仲裁裁決和不予執行仲裁裁決不同的適用條件，后者的范圍更為寬泛一些。不過，不管立法的理由如何，其對于訴訟法理的違反和在實踐中造成的混亂是不能忽視的，筆者認為，這是一個立法的缺陷，應當予以糾正。

首先，撤銷仲裁裁決和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效果是完全相同的，沒有理由賦予不同的適用條件。從以上法律規定可以看出，在撤銷仲裁裁決的審查中，中級法院側重于對仲裁裁決作程序上審查而不作實體審查;而在不予執行仲裁裁決審查中，法院可以在執行程序中對仲裁裁決實體進行審查。這兩種司法監督方式，不管是針對仲裁裁決程序或是實體作出撤銷或不予執行的裁定，其實際效果都是一致的，筆者認為基于訴訟成本，沒有理由賦予其不同的適用條件。

其次，根據訴訟法理，上級法院和下級法院之間在業務上有監督和被監督的關系，下級法院作出否定上級法院裁判的裁判，有損司法權威。上述法律條款為人民法院對仲裁裁決的兩種司法監督方式——“撤銷仲裁裁決”和“不予執行”設定了不同的法律適用條件，必然會出現像上述仲裁裁決的效力被中級法院明確予以維持的情況下，卻在執行程序中被下級區法院“不予執行”的裁定加以否決的矛盾。此一立法缺陷不僅將導致申請撤銷仲裁裁決不如申請不予執行仲裁裁決解決問題徹底;而且會出現上下兩級法院對同一仲裁裁決作出相反裁定，下級法院否定了上級法院對仲裁裁決的司法審查的現象，有損司法權威，也違背司法原則。

最后，訴訟和仲裁的界限是比較明顯的，雖然法院的判決具有最終權威，但是，仲裁顯然具有相對獨立性。如果讓當事人在仲裁裁決作出后，又可以通過不同的司法監督方式一再否決其效力，對仲裁委員會的權威及設立初衷都有一定的損害和背離。同時，選擇對經濟糾紛進行仲裁也是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結果。當事人如果不相信仲裁委員會的公正性，可以不約定仲裁協議。在仲裁裁決作出后，當事人又不斷申請法院進行司法監督，其基于經濟、快捷而選擇仲裁的動因也失去意義。

四、立法建議

為解決實踐中涌現出的大量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向社會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中，也對以上問題作出了新的規定，筆者以為是適當的，但對某些規定也存在不同看法。

首先，《征求意見稿》第23條規定：被申請人依據《仲裁法》第63條規定提出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應當由被執行人住所地或者執行標的物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仲裁的基礎是當事人意思自治，是一種司法程序外的“替代糾紛解決方式”，實行的是一裁終局制。仲裁裁決作出后，對當事人雙方都有約束力，而執行又是實現裁決的關鍵環節。為維護仲裁裁決的權威性，不宜將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司法審查權賦予基層執行法院，以上規定使其與有撤銷仲裁裁決司法審查權的中級人民法院級別一致，更符合法治精神。

其次，《征求意見稿》第18條規定：當事人申請不予執行仲裁裁決被駁回后，又申請撤銷仲裁裁決，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但當事人以仲裁法第58條第1款第4項或者第5項規定情形為由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征求意見稿》第24條還規定：當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請撤銷仲裁裁決被駁回后，又申請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當事人以《民事訴訟法》第217條第5項規定情形為由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筆者認為，以上新規定旨在解決上述當事人申請撤銷或不予執行仲裁裁決被駁回后，又申請不予執行或撤銷仲裁裁決卻獲支持的矛盾。但由于新《征求意見稿》仍有例外規定，事實上仍允許在不同的適用條件下，在申請撤銷或不予執行仲裁裁決被駁回后，可以重新提起另一種救濟途徑，法院也會就同一仲裁裁決再進行審查。雖然我國在法律體系上屬大陸法系，不適用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但針對同一事件不同法院可能得出相反的裁判，長此以往必將損害對法律理解適用的統一性及法院裁判的權威性。因此，筆者認為應統一對仲裁裁決兩種司法監督方式的適用條件，同時規定當事人有選擇司法監督方式的自由，但在被法院駁回后又申請另一種救濟途徑的，法院不得受理。由此可以節約訴訟成本，維護法院和仲裁委員會的權威并體現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

再次，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釋形式對實踐中的諸多問題作出新的規定，將在規范法院的仲裁監督工作及保護當事人的實體權益和訴訟權利方面起到積極作用。但鑒于司法解釋的法律位階不夠高，且與我國《民事訴訟法》和《仲裁法》等上位法存在不少沖突之處，建議在日后《民事訴訟法》的修改中，對以上問題能有所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