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市場中，提供同類商品或服務的企業往往不只一家。它們為了提高自身的營業額，一般通過價格機制或采用其他經營手段參與競爭，以吸引更多的消費者或采購商成為它們的顧客。非常自然地，它們彼此之間便形成了競爭關系，在互相享有公平競爭權利之同時，也負有不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之義務。在我國，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章，不正當競爭行為大致可分為侵犯注冊商標、壟斷經營、行政權力限制競爭、不正當回扣等11大類。雖然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第1款規定了一般的反不正當競爭行為之原則（以下簡稱一般原則”）：經營者在市場交易中，應當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誠實信用的原則，遵守公認的商業道德”，但從行政執法來看，由于沒有與第2條相對應的行政處罰條款，所以行政監督機關一般無法認定新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然而，從我國司法實踐來說，不正當競爭行為主要是一種侵權行為，該法第二章沒有規定的不正當行為，法院也可以予以認定，并追究民事責任，許多法院事實上已經這樣做了。[1]鑒于此，只要當事人實施了違背一般原則”不當行為，也可被追究民事責任。企業忽視社會責任與不正當競爭行為一樣經常被視為一種不正當經營行為，[2]但由于企業社會責任涵蓋的范圍甚廣，企業忽視社會責任應否被完全視為不正當競爭行為予以追究法律責任，仍有深入探討之空間。作進一步思考的話，若其中有某些忽視社會責任之行為能夠被視為不正當競爭行為，但按傳統的做法卻不應被《反不正當競爭法》納入調整范圍，那么通過擴張”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一般原則”予以規制又是否合適？對其是否可以通過其他途徑予以解決？通過擴張《反不正當競爭法》之適用范圍予以規制又可帶給社會什么樣的正面效應？本文擬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一、企業忽視社會責任是否是不正當競爭行為在研究企業忽視社會責任應否被視為不正當競爭行為之前，必須先了解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對社會負有責任，申言之，企業負有增進社會整體利益的責任。然而，企業社會責任并不是一個明確的概念，其應包含什么責任，會基于不同時間、不同地方、人們不同的認知而有所不同。[3]試圖將每個具體的企業社會責任一一列舉，只會是事倍功半。即便如此，企業社會責任一般都被認為是對職工、債權人、消費者、供應商、客戶等社會主體的責任。同時，從法學的角度來說，企業社會責任可被分為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4]判定某行為是否屬于法律意義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基本上應以其是否違反法律義務為標準。若企業增強競爭力的行為僅僅違反道德義務而沒有違反法律義務，則該行為在一般情況下不應被認定為法律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故可以推定，企業忽視社會道德責任行為與法律意義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之間在大部分情況下缺乏充分的關聯性，一般不可以被視為法律意義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并予以追究法律責任。[5]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是企業忽視社會法律責任與不正當競爭行為之間的關聯性。由于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的在市場交易過程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本身就是企業忽視社會責任”的體現，故對該部分企業忽視社會責任的行為亦無在此深入探討之必要。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企業忽視《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以外的社會法律責任（以下簡稱為非市場法律責任”），是否應被視為不正當競爭行為，具體地說，企業違反其它法律所實施的如拖欠職工工資、非法延長工作時間以及超標排污等不直接侵害市場競爭的不當經營行為是否應被視為法律意義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筆者認為，解答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違法行為是否可以增強企業的競爭力。企業忽視非市場法律責任”的一個目的就是希望通過經營成本外部化而將經營成本轉嫁到其他社會主體（尤其是弱勢群體）上，由他們承擔按照法律不應由他們承擔的經營成本，從而增強企業的競爭力。以企業克扣職工工資為例，企業克扣職工工資，在短時間之內可降低經營成本以及擴大利潤空間，從而提升企業的競爭力。這大致可以通過以下方式予以實現：第一，降低商品和服務價格，吸引本身屬于其他經營者的顧客；第二，把原應發的工資款項進行再投資，如更新生產技術、改善服務質量。這些通過違法手段降低經營成本的行為，事實上會導致資源的無效配置，因為企業不是通過增加效率以降低經營成本，而是在作成本轉移。這無助于增加整體社會利益，反而會傷害更具效率的經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