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雇員等大量用工主體被《工傷保險條例》排斥在工傷保險統籌之外，產生納入工傷強制保險范圍的用工主體與未納入工傷保險強制范圍用工主體之間的極大差異，這種差異主要表現于這些用工主體中的農民工(或雇員)在勞動中受到傷害時所受到的不同待遇：

1.雇主責任的保障救濟程度較低，求償風險較大。雇員發生勞動傷害，僅能要求雇主承擔責任。現實生活中，實力比較雄厚的雇主所開辦投資的企業，經營的項目都規模較大，并依法進行了企業法人或經營登記，其招聘工人數量較多，從而納入了工傷強制保險范圍。剩下的這些小雇主，如家庭作坊、小型修理、自然人合伙、農業承包等形式中的所謂雇主，由于經濟實力較弱，承受工傷風險的能力非常有限，即使其雇請的員工在執行職務中受傷，面對重度傷殘的員工或死亡雇員之親屬提出的巨額賠償金，也根本無力支付。現實生活中，雇員受害的實際賠付率并不盡如人意。

2.農民工和雇員受害不能得到雙重救濟。在第三人侵權的場合，農民工和雇員受害賠償不論是向侵權人還是向雇主要求賠償，僅能得到一份賠償。但在工傷保險補償情形下，受害人既可向工傷保險基金要求一份工傷保險待遇，又可向侵權第三人要求侵權賠償，受害人可以得到雙重賠償。

因此，在現行工傷保險制度未作改變的情形下，司法實務中應當對已有法律作出對雇員有利的解釋，以最大限度保護勞動者的權益，使其能獲得較充分的救濟和保障。

就建筑領域雇員和農民工傷害的救濟而言，目前建筑施工行業管理混亂，工程大多數由個人以工程項目部名義承包，而工程項目部又掛靠建筑企業，建筑施工企業對這些項目部的管理脫位。項目部往下又層層轉包、分包，均以工程量結算，直至班組長一級。這些班組長被農民工俗稱“包工頭”。農民工們被這些小“包工頭”以每天幾十元不等的價格雇請過來，從這些小“包工頭”手里拿工資，由他們安排事務，工作時間不固定，有工作就來，沒工作就不來，流動性大，臨時性強。其一旦在勞動中發生意外受傷，總承包企業到分包、轉包人，項目承包人和班組長均推卸責任，否認與農民工形成了勞動關系。對此應明確：首先，對建筑工人(含農民工)負有勞動安全衛生保障的法定義務人是承包企業，而非班組長。建筑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施工現場安全由建筑施工企業負責。分包單位向總承包單位負責，服從總承包單位對施工現場的安全生產管理。”國務院《建筑工程安全生產管理條例》更是進一步明確“總承包單位和分包單位對分包工程的安全生產承擔連帶責任”。可見，維護施工現場安全，確保工人安全施工，是承包企業及其分包單位的法定義務。其未履行義務，造成工傷，理應承擔法律責任。其次，從有利于保障受害人權益，使其能獲得充分有效的救濟看，承包企業及其分包、轉包單位具有較強的經濟能力，賠償能力強，而班組長經濟負擔承受能力差，即使傾家蕩產也不能賠償受害農民工的損失。再次，從農民工的勞動中獲得最大利益者，是承包企業及其分包、轉包人，而非班組長，根據“利之所在，損之所歸”的法理，承包企業及其分包、轉包人也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因此，建筑領域中農民工受害，應當依法追究總承包企業，分包或轉包單位的民事責任，以救濟受害人，保障其權利實現。

在其他生產領域，農民工與雇員從事勞動受到傷害時，應當依法追究生產經營單位的賠償責任。生產經營單位組織生產經營活動，農民工與雇員在生產中受傷的，應由生產經營單位擔責;如生產經營者將生產經營項目、場所、設備發包或者出租給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或者相應資質的單位或者個人，導致發生生產安全事故給農民工造成傷害的，發包單位和承包單位、出租單位和承租單位應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第二款也規定：“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因安全生產事故遭受人身損害，發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接受發包或者分包業務的雇主沒有相應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的，應當與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上述規定，擴大了生產經營單位、發包人、分包人和雇主連帶責任的范圍，包含有保護勞動者、救濟受害人之立法考量。司法實務中，應當充分理解把握并準確適用這些規定，對受害人予以最大保障和救濟，從而有效地保護遭受傷害的雇員和農民工。

上述做法，從一定程度上能緩解雇員和農民工索賠難、救濟難的問題，但要從制度體系上解決問題，就應當建立范圍更廣、覆蓋更寬的社會保障法體系，實行統一的社會保險包括工傷保險制度，將各類用工主體、各類勞動者(包括雇員、農民工等)統一納入工傷保險的社會保障體系下，以實現社會公平，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